包头知名刑事律师张万军教授：潘某、熊某荣拐卖儿童、曾某英收买被拐卖的儿童宣告无罪案——民间送养与借送养之名出卖亲生子女的界分（人民法院案例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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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包头律师事务所发布者：包头律师发布时间：2026-01-03 09:46:33 阅读：次

编辑：张万军，西南政法大学法学博士，内蒙古科技大学法学教授，内蒙古钢苑律师事务所律师。
入库编号： 2025-02-1-188-001
关键词刑事拐卖妇女、儿童罪收买被拐卖的儿童罪民间送养出卖亲生子女非法获利目的宣告无罪
基本案情
2014年，被告人潘某在网上结识岳某某后，确定恋爱关系并同居。2017年2月潘某怀孕，同年9月岳某某因涉嫌犯罪被羁押在看守所。潘某因未婚先孕而不敢向家人透露此事，同时由于自己没有经济来源、无抚养能力，欲在婴儿出生后送给他人抚养。被告人熊某荣系潘某的朋友，其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告知其朋友被告人曾某英。曾某英在北京工作，婚后多年无子，家庭经济状况好，想领养孩子。曾某英在熊某荣的介绍下，与潘某取得联系，主动表示愿意收养潘某将来所生婴儿，并可以支付人民币六七万元（币种下同）的“感谢费”。潘某经了解得知，曾某英夫妇结婚十余年未育，曾做过两次体外受精胚胎移植项目但均未成功，收养孩子的愿望强烈。
2017年11月15日，潘某到看守所与岳某某商议送养孩子之事，双方未达成一致意见。同年12月25日，潘某产下一名女婴，曾某英前来照顾潘某母女，并为潘某垫付医药费5000元（后被当作“感谢费”）。12月 30日，潘某再次前往看守所与岳某某商议送养之事。岳某某表示虽舍不得孩子，但是因自己被关押，无力抚养，由潘某自行决定此事。潘某经反复犹豫，最终决定将孩子送养。2018年1月2日，潘某与曾某英在某律师事务所签订送养领养协议，约定潘某因家庭困难无力抚养将婴儿送养，曾某英自愿领养，潘某有探望的权利，但是不得以任何理由要回婴儿。同日，曾某英夫妇向潘某支付43000元、向熊某荣支付2000元，将婴儿带走抚养至案发。经鉴定，岳某某、潘某是案涉婴儿的生物学父亲、母亲。潘某与岳某某父亲的聊天记录截图证明，潘某曾说过：“只要为了女儿好，怎么样都无所谓”、“我想了几个月了，我也没办法，我没能力，你们也没有能力抚养小孩”。
陕西省西乡县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5日作出（2019）陕0724刑初 94号刑事判决：被告人潘某犯拐卖儿童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被告人熊某荣犯拐卖儿童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四个月，缓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千元；被告人曾某英犯收买被拐卖的儿童罪，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缓刑一年六个月。宣判后，被告人潘某、曾某英提出上诉。陕西省汉中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6月22日作出（2020）陕07刑终13号刑事判决：一、撤销（2019）陕0724刑初94号刑事判决；二、潘某、曾某英、熊某荣无罪。
裁判理由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被告人潘某的行为是属于以非法获利为目的出卖亲生子女，还是民间送养行为。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依法惩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意见》（法发〔2010〕7号，以下简称《意见》）第十六条规定：“以非法获利为目的，出卖亲生子女的，应当以拐卖妇女、儿童罪论处。”第十七条规定：“要严格区分借送养之名出卖亲生子女与民间送养行为的界限。区分的关键在于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获利的目的。应当通过审查将子女‘送’人的背景和原因、有无收取钱财及收取钱财的多少、对方是否具有抚养目的及有无抚养能力等事实，综合判断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获利的目的。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认定属于出卖亲生子女，应当以拐卖妇女、儿童罪论处：（1）将生育作为非法获利手段，生育后即出卖子女的；（2）明知对方不具有抚养目的，或者根本不考虑对方是否具有抚养目的，为收取钱财将子女‘送’给他人的；（3）为收取明显不属于‘营养费’‘感谢费’的巨额钱财将子女‘送 ’给他人的；（4）其他足以反映行为人具有非法获利目的的‘送养’行为的。不是出于非法获利目的，而是迫于生活困难，或者受重男轻女思想影响，私自将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子女送给他人抚养，包括收取少量 ‘营养费’‘感谢费’的，属于民间送养行为，不能以拐卖妇女、儿童罪论处。”据此，准确界分以非法获利为目的出卖亲生子女与民间送养，应当结合上述规定因素进行综合考量。特别是，对于认定明显不属于 “营养费”“感谢费”的巨额钱财，应当结合具体案情，考察送养背景、双方经济条件、收取钱财的数额是否明显超出抚养成本或者真实感谢费的范围，而不能唯数额论。
本案中，被告人潘某的行为应属民间送养行为，而非拐卖儿童犯罪。具体分析如下：
第一，被告人潘某系因无力抚养而将亲生子女送人，而不是为非法获利。潘某怀孕后，岳某某因刑事犯罪被羁押。因系未婚先孕，潘某不敢将此事告知父母，在怀孕待产和生产过程中均未得到双方家人的实质帮助。基于自己的经济条件和家庭情况，潘某才产生送养孩子的想法。潘某在生产前后两次前往看守所征求岳某某的意见，其间曾改变主意放弃送养之念，最终还是认为自己和岳某某的家人均无力抚养孩子，决定送养。根据查明的事实，潘某在是否送养问题上作了慎重考虑，且有思想反复，并非将出卖子女作为非法获利的手段。
第二，被告人潘某充分考察并确认被告人曾某英具有抚养目的和能力。潘某产生送养小孩的想法后，深入了解了收养人曾某英的经济状况、抚养能力和意愿等情况。双方到律师事务所签订送养领养协议，明确约定潘某对送养婴儿有权探望。以上事实表明潘某考察了收养方的收养目的和基本情况，关注孩子被送养后的生活、成长环境，不属于完全不考虑对方是否具有抚养目的和能力，为收取钱财将子女出卖给他人的情形。第三，被告人潘某并未主动索取钱财，亦无讨价还价行为，收取的钱财系收养方主动给予的感谢及补偿费用。潘某、曾某英均证实，曾某英自始就主动提出给潘某钱款，从最开始提出六七万元到最后实际支付 48000元。在整个过程中，潘某并未积极索取、讨价还价，并称“钱多钱少无所谓，只要她对孩子好”。并且，曾某英作为收养人，曾做过两次试管婴儿，为此支出的费用数额巨大，加之其经济状况较好，对其来说 48000元不属于巨额钱财。故案涉财物不属于《意见》规定的明显不属于 “营养费”“感谢费”的巨额钱财。
综上，结合被告人潘某将孩子送人的背景和原因、收取钱财的态度、考察收养人的抚养目的和能力等事实进行综合判断，潘某系迫于无力抚养而送养亲生子女，虽然收取了一定数额的钱财，但其主观上没有非法获利目的，不构成拐卖儿童罪。基于此，被告人熊某荣介绍、帮助潘某送养，亦不构成拐卖儿童罪。被告人曾某英因不能生育，以抚养为目的收养潘某的子女，不构成收买被拐卖的儿童罪。
裁判要旨
区分借送养之名出卖亲生子女与民间送养行为，关键在于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获利的目的。送养人基于生活困难、无抚养能力等原因，在充分考察收养人抚养意愿、能力、条件等因素后，将亲生子女送给该收养人抚养，并收取一定数额的“营养费”“感谢费”，综合全案情节判断其不具有非法获利目的的，属于民间送养行为，不能以拐卖儿童罪论处。认定“明显不属于‘营养费’‘感谢费’的巨额钱财”时，应当结合送养背景、双方经济条件等因素进行综合考虑，不能仅以数额巨大为由认定所涉财物为“明显不属于‘营养费’‘感谢费’的巨额钱财”。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40条、第241条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依法惩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意见》（法发〔2010〕7号）第16条、第17条
一审：陕西省西乡县人民法院（2019）陕0724刑初94号刑事判决（2019年12月5日）
二审：陕西省汉中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陕07刑终13号刑事判决（2020年6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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