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钢苑律师事务所依法接受申诉人张某的委托，指派本所张万军、刘浩律师担任其向贵院提出刑事申诉一案的代理人。申诉人张某因涉嫌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科尔沁左翼中旗人民法院、通辽市中级人民法院先后作出（2018）内0521刑初121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2019）内0521刑初269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认定张某构成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其有期徒刑九年。本律师通过审阅本案一、二审及再审文书，对申诉人张某的定罪量刑发表如下意见，恳请贵院依法审查并予采纳。
原审认定的核心事实是：申诉人从通榆县鸿瑞食品加工有限公司购进甜玉米种子，配发给农户用于订单种植，因种子外包装无标签，被认定为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本律师认为：原审仅凭种子无标签的外观瑕疵，在缺乏任何种子内在质量鉴定、损失鉴定、刑法因果关系证据的前提下，将行政法意义上的“形式拟制假种子”直接等同于刑法第一百四十条规定的实质“伪劣产品”，并据此定罪量刑，属于定性根本错误、事实认定错误、法律适用错误，原审各项程序亦存在严重违法。具体意见如下：
- 何为刑法意义上的“伪劣产品”
《刑法》第一百四十条规定：“生产者、销售者在产品中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或者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销售金额五万元以上……”。该条对犯罪构成作了完整叙明，认定本罪必须满足“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四种客观行为之一，缺一不可。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生产、销售伪劣商品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1〕10号）第一条进一步明确：所谓“掺杂、掺假”，是指在产品中掺入杂质或者异物，致使产品质量不符合国家法律、法规或者产品明示质量标准规定的质量要求，降低、失去应有使用性能的行为；“以假充真”，是指以不具有某种使用性能的产品冒充具有该种使用性能的产品的行为；“以次充好”，是指以低等级、低档次产品冒充高等级、高档次产品，或者以残次、废旧零配件组合、拼装后冒充正品或者新产品的行为。
（二）“伪劣”以产品内在质量是否符合标准为实质判断标准，而非外观标识
法释〔2001〕10号第一条规定，刑法第一百四十条规定的“不合格产品”，是指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的质量要求的产品。而《产品质量法》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的质量要求，是指：（一）不存在危及人身、财产安全的不合理的危险；（二）具备产品应当具备的使用性能；（三）符合在产品或者其包装上注明采用的产品标准、产品说明、实物样品等方式表明的质量状况。
可见，刑法意义上“伪劣产品”的判断标准是产品内在质量是否具备应当具备的使用性能，是针对产品使用价值本身的实质判断。产品标识、标签是否规范，属于《产品质量法》第二十七条、《种子法》第七十九条所规制的标识标注行政合规问题，不属于该法第二十六条第二款所规定的内在质量要求。将“标签瑕疵”混同于“质量不合格”，是把形式问题当作实质问题，混淆了两种不同性质的评价对象。
（三）行政法上的“形式拟制假种子”不等于刑法上的实质伪劣产品
《种子法》第四十八条将“种子种类、品种与标签标注的内容不符或者没有标签的”拟制为“假种子”，并规定由农业农村主管部门依据该法第七十四条、第七十九条予以行政处罚。需要指出的是，该“假种子”的认定是行政监管层面的法律拟制，旨在解决种子标签标识管理问题，规制的是种子经营形式合规性，与种子内在品质是否合格、是否具备应有使用性能无涉。
依据法秩序统一原理，前置法评价为违法的行为，刑法必须根据自身的规范保护目的进行独立判断，不得将行政责任的认定结论直接作为刑事责任的认定根据。行政法与刑法规范保护目的不同：行政法旨在维护种子经营管理秩序，刑法旨在保护生产、销售领域消费者的实质利益。因此，仅种子标签缺失、违反行政法规范的，只产生行政责任；只有在种子内在质量不合格、具备刑法第一百四十条四种实质行为且达到数额标准时，才可能进入刑法评价。将“行政拟制假种子”不加过滤地等同于“刑法伪劣产品”，直接违反法秩序统一原理。
从法定犯的构造看，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属于典型的行政犯，其成立须以“前置法违法性”与“刑事违法性”的双重判断为要件。前置法（行政法）违法性仅是入罪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刑事违法性须依据刑法规范独立判断，并以实质法益侵害为内核。我国刑法理论与司法实践普遍主张“前置法定性、刑事法定量”，即行为须先符合行政法上的违法性，再由刑法评价其是否达到应予刑罚处罚的实质程度，行政违法结论不能直接替代刑事违法判断。张明楷教授亦明确指出，刑事司法人员必须依据刑法特点对构成要件要素与案件事实作独立判断，独立作出处理结论，不得将行政责任的认定结论与根据直接作为刑事责任的认定结论与根据。本案原审恰恰以《种子法》关于“无标签即为假种子”的行政拟制，替代了对种子内在质量、对消费者实质利益的刑法独立判断，属典型的以行政违法替代刑事违法。
（四）“伪而不劣”“劣而不伪”均不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
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以“既伪又劣”为完整要件。所谓“伪”，指冒充他人产品、品种、标识等辨识特征；所谓“劣”，指产品内在质量不具备应有使用性能。“伪而不劣”与“劣而不伪”均不能构成完整意义上的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
人民法院案例库入库案例“天津某橙汁有限公司、蒋某言等生产、销售伪劣产品准许撤回起诉案”（入库编号2025-03-1-067-001）裁判要旨明确：不当标识与生产、销 售伪劣产品均违反产品质量法，但二者在行为表现和处罚原则上都存在 不同。生产销售、伪劣产品是指“在产品中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 次充好，或者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产品质量法第五十条对上 述行为不仅规定了行政责任，同时明确“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在此基础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设置生产、销售伪劣产品 罪，并对刑罚、入罪及升档量刑标准作出具体规定。但是，产品质量法 第五十四条对产品名称标识不真实等违反该法第二十七条的不当标识行 为，仅规定了行政责任。由此可见，单纯不当标识行为不符合生产、销 售伪劣产品罪的客观行为要件，只涉及行政违法，不具有刑事违法性。行为人生产、销售的产品符合《产品质量法》第二十六条规定的质量要求，但名称标识不符合规范的，属于不当标识行政违法行为，不符合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客观行为要件，不具有刑事违法性和可罚性。
人民法院案例库建设运行工作规程（法〔2024〕92号）第十九条规定： 各级人民法院审理案件时，应当检索人民法院案例库，严格依照法律和司法解释、规范性文件，并参考入库类似案例作出裁判。据此，本罪的认定必须回归产品“内在质量”这一实质标准。凡产品内在质量合格、仅标识标注存在瑕疵的，属于行政违法；凡在无内在质量鉴定情况下径行推定产品伪劣的，均系以形式替代实质、以行政替代刑事的错误做法。本案对涉案种子的认定，即属于此类情形，具体理由详见本意见第二部分。
二、涉案种子不属于刑法意义上的伪劣产品
（一）种子来源合法，系从正规种子经营企业以正常价格赊销购进
通辽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附带民事裁定书(2021)内05刑终140号已明确认定，2017年春，三北种业有限公司向通榆县鸿瑞食品加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瑞公司）供应“脆王”甜玉米种子10000公斤，单价210元／公斤，总价210万元。涉案种子供货方三北种业系先正达的合资方，生产基地在甘肃张掖。“脆王”是该公司的常规甜玉米品种，有稳定的制种基地和质量控制体系。先正达种苗（北京）有限公司出具的说明可知，先正达集团是世界领先的农业科技公司，总部设在瑞士，在中国设有多家企业，主要从事农药和种子业务。先正达选育了多个甜玉米品种。三北种业有限公司是先正达设立的合资企业，在中国生产、销售先正达的甜玉米种子（包括“脆王”品种）。先正达种苗（北京）有限公司是先正达设立的独资企业，为三北公司提供甜玉米种子业务的技术咨询服务（包括联系客户）。2017 年 3月份，被告人王某以鸿瑞公司名义与申诉人张某签订种子销售合同，又以通榆县鸿达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达公司）名义与张某签订收购合同。因此，案涉种子来源合法，所谓“无标签”至多指向供货环节的包装标识瑕疵，而非种子内在质量的伪劣。
同时，2017年3月15日《种子销售合同》证实，该合同明确约定了种子的质量指标：纯度不低于96%、净度不低于99%、发芽率不低于85%、水分不超过13%，并约定申诉人收到种子后对发芽率、净度、水分三项指标进行复检。申诉人系在鸿达公司实地考察、确认其具备加工仓储能力后，与正规经营主体建立购销关系，货源正当、渠道合法、价格正常，来源不存在任何瑕疵。
生效判決认定的“无标签”状态，系供货方鸿瑞公司出库时即已形成的包装状态，申诉人作为下游合作方，并无对上游包装状态的识别与改变义务，更不能仅因种子无标签即推定其明知种子内在质量不合格。
（二）全案从未对种子发芽率、纯度、净度、水分等内在质量指标进行法定鉴定，仅凭“无标签”推定伪劣，违反强制鉴定义务
本案自侦查、起诉至终审，从未有具备法定资质的种子质量检验机构对案涉种子发芽率、纯度、净度、水分等内在质量指标出具任何鉴定意见或检验报告，亦无田间现场鉴定。原审认定的唯一“种子伪劣”依据，是科尔沁左翼中旗农牧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出具的《证明》。而该《证明》仅能证实种子存在“无标签”这一行政标识违法事实，并未对种子任何内在质量指标开展检测，没有任何检测数据支撑。
依据法释〔2001〕10号第一条第五款，对产品是否属于“以假充真”“以次充好”“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难以确定的，应当委托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产品质量检验机构进行鉴定；法〔2001〕70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生产、销售伪劣商品刑事案件有关鉴定问题的通知》第一条亦明确规定，公诉机关应当委托法定产品质量检验机构鉴定。本案在无任何质量鉴定的情况下直接推定种子伪劣，严重违反上述强制性办案规范。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涉种子刑事审判工作的指导意见》（法〔2022〕66号）第七条规定，对种子是否属于假的、失去使用效能的或者不合格种子难以确定的，可以依据具有法定资质的种子质量检验机构出具的鉴定意见、检验报告，或者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出具的书面意见、种子管理机构组织出具的田间现场鉴定书等，结合其他证据作出认定。本案上述证据形式无一具备，原审在证据缺失情况下强行定罪，程序严重违法。
种子内在质量是否符合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是涉种子刑事案件的定案核心，须以具备法定资质的种子质量检验机构出具的鉴定意见、检验报告等专门性证据为据。涉种子犯罪的认定须有品种冒充、质量劣变及实际损失的客观证据支撑，而非以标签有无为准。本案既无任何法定质量检验，亦无田间现场鉴定，检材取样、封存、保管、送检链条自始断裂，在“零鉴定”状态下径行认定种子伪劣，直接背离上述法定审查规则，属于以行政形式认定取代刑事专门性事实查明的根本错误。
（三）仅凭“无标签”认定伪劣，结论违反法秩序统一原理
如前所述，无标签仅属《种子法》规制的行政违法，对应的法律后果是行政处罚。原审将行政法上的“形式拟制假种子”直接作为刑法第一百四十条“伪劣产品”的定罪根据，恰恰是法秩序统一原理所禁止的“以行政违法替代刑事违法判断”。
本案中，种子来源正规合法，包装上未标注标签的原因在于，在拉种子之前，通榆县鸿瑞食品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凯川打电话给张某称“你要是把包装上有标签的种子艾给农户，农民就知道种子生产厂家的信息，那你还能挣钱吗？”意思是农户自己会按照标签上写明的厂址和联系电话自己购买种子，王某接着说“公司有包装上没有标签的甜玉米种子！”张某听后王某说的有道理，就同意购买没文字和标签的种子。
而在整个刑事诉讼程序中，全部争议仅围绕种子外包装标签形式问题，完全不涉及种子内在品质的实质判断，完全违反法秩序统一原理。
（四）反向事实佐证涉案种子“伪而不劣”
1.申诉人于2017年在兴安盟坤都冷嘎查承包土地三百余亩，使用案涉同批次甜玉米种子自行种植，正常出苗、生长、收获。若种子确属内在质量不合格的伪劣种子，作为理性经营者的申诉人绝无可能投入土地租金、人力、农资自种三百余亩，其自种并正常收获的事实直接反证种子不存在质量缺陷。
2.农户白金山因田间管护不当造成出苗不足，申诉人主动免除其种子货款并将约定收购价由每斤0.35元上调至0.38元予以收购。若申诉人以销售劣质种子牟利为目的，绝无义务在免除货款后仍加价收购，该事实印证双方系完整的订单种植回收合作，种子并非劣质。
3.卷宗仅存农户单方陈述，无任何法定质量检验或损失鉴定佐证种子不合格，依据证据印证规则，该孤立陈述不足以认定案涉种子为伪劣产品。
三、本案转适用刑法第一百四十条的前提同样落空
本案因缺乏合格种子正常产量基准与田间测产鉴定，减产结果是否发生、损失数额几何、与案涉种子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均处于真伪不明状态。在未排除气候、地力、管护等自然及人为介入因素的情况下，将减产后果一概归责于种子质量，缺乏证据支撑，刑法因果关系无法建立。关于这一观点，人民法院案例库入库案例酒泉市某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王某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案（入库编号2024-02-1-067-002）也强调，“生产、销售伪劣种子罪，需要满足使生产遭受较大损失的条件。实践中，因受制于农时、土壤、天气和种植水平等复杂因素，部分案件难以对使生产遭受损失的情况作出认定，故难以以生产、销售伪劣种子罪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
按照《刑法》第一百四十九条规定，生产、销售本节所列产品，不构成各该条犯罪但销售金额五万元以上的，依照第一百四十条定罪处罚。法〔2022〕66号第三条亦规定：对实施生产、销售伪劣种子行为，因无法认定使生产遭受较大损失等原因不构成生产、销售伪劣种子罪，但销售金额在五万元以上的，依照第一百四十条定罪处罚。
科尔沁左翼中旗人民法院（2019）内0521刑初269号判决书也认为，“经查，本案现有证据无法证明农户损失情况，不能达到销售伪劣种子罪的构成要件，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四十九条第一款之规定，以销售伪劣产品罪对被告单位及二被告人定罪处罚。”但该转适用规则的前提，是案涉产品本身已确属刑法意义上的伪劣产品。本案既无种子内在质量鉴定证实产品伪劣，亦无损失鉴定证实生产遭受损失，第147条损失要件与第140条转适用前提双双落空。原审在两项前提均不成立的情况下直接适用第140条定罪，属于法律适用根本错误。
刑事司法关乎公民人身自由与人格尊严，冤假错案不仅侵害当事人合法权益，更损害司法公信力。原审认定申诉人张某构成销售伪劣产品罪，在定性上混淆行政违法与刑事犯罪界限，在缺乏对种子质量鉴定的情况下径行定罪，有违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基本原则，且明显与人民法院案例库入库案例“天津某橙汁有限公司、蒋某言等生产、销售伪劣产品准许撤回起诉案”（入库编号2025-03-1-067-001）裁判要旨相悖，本律师恳请检察机关秉持对法律负责、对人民负责、对事实负责的态度，依法全面审查本案，依法向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坚持有错必纠、疑罪从无，切实平反冤假错案，撤销原一、二审有罪判决，宣告申诉人张某无罪，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以上意见，恳请贵院审查采纳。
此致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检察院
内蒙古钢苑律师事务所
张万军
2026年1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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