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案基本事实及裁判观点
2022年6月27日,乙公司收到某区税务局稽查局作出的税务处理决定书,被要求补缴税费1883.66万元,并自滞纳税款之日起按日加收万分之五的滞纳金。公司实际控制人石某四处找人,经许某、某甲介绍,结识了甲公司法定代表人张某。张某的说法很直接:税款和滞纳金都能减免。
2023年11月2日,双方签订《协助办理业务合同》,约定以土地增值税核算结论与1800万元基数之间的差额作为“节税”成果,按30%计收服务费,暂定540万元;次日,乙公司转入30万元预付服务费。12月22日,张某称减免已经办成,出示一份税务处理决定书,显示应补缴税费降至1451.65万元。石某当日支付现金100万元,张某出具收条,写明服务费共130万元,其中30万元以预付款抵充,“业务上税务系统正式生效,业务结束,凭证双方见证销毁”,若减免并未真实实现、文件号未在稽查系统公示,130万元于2024年1月20日前归还。
此后乙公司始终查不到这份文书,张某的解释是:服务费付清,文件才能上网生效。2024年1月3日,乙公司按其要求向甲公司转账24万元、向许某名下公司转账3万元、向某甲名下工作室转账3万元;同日将四套在建房屋网签备案至苏某、黄某名下。张某急于变现,将其中三套以150万元卖给苏某,一套用于抵偿自己欠黄某的255.5万元债务。案发后房屋已退还乙公司。
2025年1月,乙公司查询得知稽查局从未出具过该文书;4月30日的核查回复称其内容有误、字体不规范、印章系伪造,税款并未减免;7月9日,鉴定确认文书上的印文与稽查局公章印文不是同一枚印章盖印。
案发前后,张某退还20万元,某甲、许某分别退还10万元、3万元。7月31日,张某经电话通知到案,否认涉案事实。另查明,张某原为某运维公司派驻自治区税务系统、从事发票系统驻场运维的员工,2024年1月25日解除劳动关系。
一审法院以合同诈骗罪判处张某有期徒刑七年六个月、罚金二十万元,追缴未退赔的124万元发还乙公司。张某上诉,称文书真伪不明、不能定案;自己组织团队做过财税咨询并主动退款20万元,没有非法占有目的;其检举他人犯罪应属重大立功。
二审法院查明,张某检举四人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线索,经立案侦查、批准逮捕,查证属实;因所涉犯罪不属重大犯罪,只构成一般立功,可从轻处罚。据此改判有期徒刑七年,罚金不变,定罪与追缴退赔部分维持。
案例来源: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2026)新01刑终117号刑事判决书。
裁判要旨
(一)伪造的税务处理决定书虽不能查明系行为人本人伪造,但由其交给被害单位、并据此宣称减免税款已办结而索要服务费的,足以认定其虚构事实、隐瞒真相。
(二)非法占有目的应结合签约前的履约能力与承诺内容、签约后的实际履约行为、所收款项的流向用途、案发前后退还财物的时间与数额整体判断,不因合同形式合法而排除刑事评价。
(三)合同记载的“协助办理”“提供咨询”与口头承诺减免税款并不矛盾;按节税差额30%计收服务费,本身即含对减免结果的预期,应结合缔约过程整体解释。
(四)证人证言在文书来源等细节上存在差异,但经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虚假来源已予排除,不影响核心事实认定的,不能据此否定其证明力。
(五)被害单位曾就同一事实提起民事诉讼后撤诉,不阻却刑事追诉;伪造文书被识破后仅退还少量款项的,属量刑评价情节,不影响非法占有目的的成立。
(六)检举他人犯罪经查证属实,但所涉犯罪不属于可能判处无期徒刑以上刑罚、亦非有重大影响的重大犯罪的,构成一般立功,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二、“包税”承诺如何越过民事欺诈的边界
企业被稽查追缴近两千万元税款,“我能给你减下来”这句话,比任何方案都动听。话本身不违法,能不能兑现才是分界。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列举了虚构单位、冒用他人名义签约,虚假票据或产权证明担保,无履行能力而以小额履约诱骗对方续约,收受货款、预付款后逃匿,以及“以其他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五种情形,本案落在最后一种。
常有读者问:签了合同、收了钱、事没办成,顶多是民事违约,怎么就成了犯罪?区别不在“有没有说大话”,商事谈判中的适度夸大几乎每份合同都有;刑法追问的是收钱那一刻,行为人有没有把对方的钱当成自己的钱来支配。判断靠一组事实而非一句供述:签约前有无相应能力,签约后有无实质投入,钱去了哪里,出了事是补救还是遮掩。
能力上,张某长期做发票系统驻场运维,熟悉流程是他的真实背景;但他自称税务机关工作人员、认识很多税务干部、与市领导有亲戚关系,全无证据支撑。运维人员能看到系统界面,不等于能改动稽查结论,把“熟悉”包装成“能办”,是这类骗局的常见起点。
行为上,他提供的金税系统截图经稽查局重新测试,弹窗提示与截图内容不一致,欠税金额也对不上;他称通过锅炉房、换热站无偿转让给热力公司以增加扣除成本,而这件事始终是乙公司自行对接;他称向丁某公司转账40万元用于共同筹划,丁某等人证实那是另一家公司的税务事项;他称提交过缓缴申请并有领导签批,稽查局核查确认从未收到任何减免或缓缴材料。一句句“我做了工作”,落到证据上都成了空。
钱的去向更说明问题。乙公司转入甲公司对公账户的54万元,三日内以往来款、差旅费名义全数转入张某个人账户,当天又转给王某偿还个人债务;100万元现金按他的说法用于支付介绍费和公司开支,可涉案期间该公司对公账户流水中并无工资等支出明细。服务费进的是个人口袋,还的是个人欠账。
有个点容易误读:鉴定只能证明文书上的印文是假的,不能证明是张某刻的、盖的,辩护人据此主张文书不能定案,这个推论走得太远。刑事审判要证明的是被告人是否实施了被指控的行为,而不是把每个环节的制造者都查清。文书由张某交付、由他宣称减免办结、由他持以索费,这一链条有石某陈述、居间人证言、聊天记录和收条印证,制作者是谁,不影响“使用伪造公文虚构事实”的成立。若查明系其伪造,则另触刑法第二百八十条伪造国家机关公文、印章罪,与合同诈骗罪并罚;本案伪造环节未查实,只作手段评价,处理是准确的。
证言之间的出入也不足以推翻定罪。文书究竟从谁手里直接拿到,各人说法有差异,但记忆偏差与虚假陈述是两回事。核心事实——文书来自张某、减免并未发生、服务费被反复索要——已由多名证人与书证相互印证,虚假来源又已被排除:某辛称不认识张某、从未交付任何税务文书,税务人员证实公文由税务机关自行送达。差异只影响证明力强弱,不改变结论。
数额上,收取154万元、案发前退还20万元,认定134万元,符合退还部分不计入诈骗数额的通行做法;数额巨大的法定刑为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一审取七年六个月,本无不当。
三、立功的分量:从七年六个月到七年
二审减去的六个月,来自立功。
刑法第六十八条规定,揭发他人犯罪行为查证属实,或者提供重要线索得以侦破其他案件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何为“重大”,司法解释给了两把尺子:一是该犯罪分子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以上刑罚,二是案件在本省、自治区、直辖市或者全国范围内有较大影响。本案检举的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立案、批捕、查证属实,但该罪法定最高刑为七年有期徒刑,情节也够不上“较大影响”,只能认定为一般立功。这是照尺子量出来的结论,不是对检举价值的贬低。
程序上还有一层。一审时张某已提出检举,核查三个月不能查实,一审法院没有继续等待。审判时限内这样处理可以理解,风险却在于判后一旦查实,被告人可能因“未认定”而多服刑期。二审把新出现的法定从宽情节接住,在维持定罪与追缴的前提下调整刑罚。查证属实的立功是法定情节,不能因为“来不及查”而永久失去;从轻幅度则要看全案:数额巨大、到案后始终否认主要事实、绝大部分未退赔,赃款流向个人债务与日常开支,都与从宽的方向相反,减六个月、罚金维持,是权衡的结果。
对企业和财税从业者,这个案子留下几句直白的提醒。
税务处理决定书、处罚决定书都能在电子税务局或者作出决定的机关核实,编号、落款、印章、送达方式都有规范。对方只给复印件、只让你看一张手机截图、只肯在系统里“点开给你看”的,先别付款。把“内部关系”“领导打过招呼”“先付服务费、办成再结算”挂在嘴上的,值得多想一层:减免真能办,为什么非得经一个中间人的手?合同里写“协助办理”“提供咨询”,是中介的常规表述;收费一旦改成按减免金额的百分比提成,性质就变了,它把中介变成了对结果的担保,而减免的决定权从来不在中介手里。
已经付了钱的,别只想着再签补充协议把话说圆。发现文书可疑,第一时间向税务机关书面查询、保留回执,同时报案。本案乙公司先提起民事诉讼后撤诉,不影响刑事追诉,但中间耽误的时间,恰好给了对方处置房屋、转移钱款的窗口。对财税机构而言,边界同样清楚:可以做清算、核算、资料准备、沟通协调,不能承诺“包税”,更不能在结果出来之前先造一份结果出来。一纸伪造的公文换来七年刑期和二十万元罚金,这笔账怎么算都不划算。
2022年6月27日,乙公司收到某区税务局稽查局作出的税务处理决定书,被要求补缴税费1883.66万元,并自滞纳税款之日起按日加收万分之五的滞纳金。公司实际控制人石某四处找人,经许某、某甲介绍,结识了甲公司法定代表人张某。张某的说法很直接:税款和滞纳金都能减免。
2023年11月2日,双方签订《协助办理业务合同》,约定以土地增值税核算结论与1800万元基数之间的差额作为“节税”成果,按30%计收服务费,暂定540万元;次日,乙公司转入30万元预付服务费。12月22日,张某称减免已经办成,出示一份税务处理决定书,显示应补缴税费降至1451.65万元。石某当日支付现金100万元,张某出具收条,写明服务费共130万元,其中30万元以预付款抵充,“业务上税务系统正式生效,业务结束,凭证双方见证销毁”,若减免并未真实实现、文件号未在稽查系统公示,130万元于2024年1月20日前归还。
此后乙公司始终查不到这份文书,张某的解释是:服务费付清,文件才能上网生效。2024年1月3日,乙公司按其要求向甲公司转账24万元、向许某名下公司转账3万元、向某甲名下工作室转账3万元;同日将四套在建房屋网签备案至苏某、黄某名下。张某急于变现,将其中三套以150万元卖给苏某,一套用于抵偿自己欠黄某的255.5万元债务。案发后房屋已退还乙公司。
2025年1月,乙公司查询得知稽查局从未出具过该文书;4月30日的核查回复称其内容有误、字体不规范、印章系伪造,税款并未减免;7月9日,鉴定确认文书上的印文与稽查局公章印文不是同一枚印章盖印。
案发前后,张某退还20万元,某甲、许某分别退还10万元、3万元。7月31日,张某经电话通知到案,否认涉案事实。另查明,张某原为某运维公司派驻自治区税务系统、从事发票系统驻场运维的员工,2024年1月25日解除劳动关系。
一审法院以合同诈骗罪判处张某有期徒刑七年六个月、罚金二十万元,追缴未退赔的124万元发还乙公司。张某上诉,称文书真伪不明、不能定案;自己组织团队做过财税咨询并主动退款20万元,没有非法占有目的;其检举他人犯罪应属重大立功。
二审法院查明,张某检举四人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线索,经立案侦查、批准逮捕,查证属实;因所涉犯罪不属重大犯罪,只构成一般立功,可从轻处罚。据此改判有期徒刑七年,罚金不变,定罪与追缴退赔部分维持。
案例来源: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2026)新01刑终117号刑事判决书。
裁判要旨
(一)伪造的税务处理决定书虽不能查明系行为人本人伪造,但由其交给被害单位、并据此宣称减免税款已办结而索要服务费的,足以认定其虚构事实、隐瞒真相。
(二)非法占有目的应结合签约前的履约能力与承诺内容、签约后的实际履约行为、所收款项的流向用途、案发前后退还财物的时间与数额整体判断,不因合同形式合法而排除刑事评价。
(三)合同记载的“协助办理”“提供咨询”与口头承诺减免税款并不矛盾;按节税差额30%计收服务费,本身即含对减免结果的预期,应结合缔约过程整体解释。
(四)证人证言在文书来源等细节上存在差异,但经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虚假来源已予排除,不影响核心事实认定的,不能据此否定其证明力。
(五)被害单位曾就同一事实提起民事诉讼后撤诉,不阻却刑事追诉;伪造文书被识破后仅退还少量款项的,属量刑评价情节,不影响非法占有目的的成立。
(六)检举他人犯罪经查证属实,但所涉犯罪不属于可能判处无期徒刑以上刑罚、亦非有重大影响的重大犯罪的,构成一般立功,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二、“包税”承诺如何越过民事欺诈的边界
企业被稽查追缴近两千万元税款,“我能给你减下来”这句话,比任何方案都动听。话本身不违法,能不能兑现才是分界。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列举了虚构单位、冒用他人名义签约,虚假票据或产权证明担保,无履行能力而以小额履约诱骗对方续约,收受货款、预付款后逃匿,以及“以其他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五种情形,本案落在最后一种。
常有读者问:签了合同、收了钱、事没办成,顶多是民事违约,怎么就成了犯罪?区别不在“有没有说大话”,商事谈判中的适度夸大几乎每份合同都有;刑法追问的是收钱那一刻,行为人有没有把对方的钱当成自己的钱来支配。判断靠一组事实而非一句供述:签约前有无相应能力,签约后有无实质投入,钱去了哪里,出了事是补救还是遮掩。
能力上,张某长期做发票系统驻场运维,熟悉流程是他的真实背景;但他自称税务机关工作人员、认识很多税务干部、与市领导有亲戚关系,全无证据支撑。运维人员能看到系统界面,不等于能改动稽查结论,把“熟悉”包装成“能办”,是这类骗局的常见起点。
行为上,他提供的金税系统截图经稽查局重新测试,弹窗提示与截图内容不一致,欠税金额也对不上;他称通过锅炉房、换热站无偿转让给热力公司以增加扣除成本,而这件事始终是乙公司自行对接;他称向丁某公司转账40万元用于共同筹划,丁某等人证实那是另一家公司的税务事项;他称提交过缓缴申请并有领导签批,稽查局核查确认从未收到任何减免或缓缴材料。一句句“我做了工作”,落到证据上都成了空。
钱的去向更说明问题。乙公司转入甲公司对公账户的54万元,三日内以往来款、差旅费名义全数转入张某个人账户,当天又转给王某偿还个人债务;100万元现金按他的说法用于支付介绍费和公司开支,可涉案期间该公司对公账户流水中并无工资等支出明细。服务费进的是个人口袋,还的是个人欠账。
有个点容易误读:鉴定只能证明文书上的印文是假的,不能证明是张某刻的、盖的,辩护人据此主张文书不能定案,这个推论走得太远。刑事审判要证明的是被告人是否实施了被指控的行为,而不是把每个环节的制造者都查清。文书由张某交付、由他宣称减免办结、由他持以索费,这一链条有石某陈述、居间人证言、聊天记录和收条印证,制作者是谁,不影响“使用伪造公文虚构事实”的成立。若查明系其伪造,则另触刑法第二百八十条伪造国家机关公文、印章罪,与合同诈骗罪并罚;本案伪造环节未查实,只作手段评价,处理是准确的。
证言之间的出入也不足以推翻定罪。文书究竟从谁手里直接拿到,各人说法有差异,但记忆偏差与虚假陈述是两回事。核心事实——文书来自张某、减免并未发生、服务费被反复索要——已由多名证人与书证相互印证,虚假来源又已被排除:某辛称不认识张某、从未交付任何税务文书,税务人员证实公文由税务机关自行送达。差异只影响证明力强弱,不改变结论。
数额上,收取154万元、案发前退还20万元,认定134万元,符合退还部分不计入诈骗数额的通行做法;数额巨大的法定刑为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一审取七年六个月,本无不当。
三、立功的分量:从七年六个月到七年
二审减去的六个月,来自立功。
刑法第六十八条规定,揭发他人犯罪行为查证属实,或者提供重要线索得以侦破其他案件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何为“重大”,司法解释给了两把尺子:一是该犯罪分子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以上刑罚,二是案件在本省、自治区、直辖市或者全国范围内有较大影响。本案检举的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立案、批捕、查证属实,但该罪法定最高刑为七年有期徒刑,情节也够不上“较大影响”,只能认定为一般立功。这是照尺子量出来的结论,不是对检举价值的贬低。
程序上还有一层。一审时张某已提出检举,核查三个月不能查实,一审法院没有继续等待。审判时限内这样处理可以理解,风险却在于判后一旦查实,被告人可能因“未认定”而多服刑期。二审把新出现的法定从宽情节接住,在维持定罪与追缴的前提下调整刑罚。查证属实的立功是法定情节,不能因为“来不及查”而永久失去;从轻幅度则要看全案:数额巨大、到案后始终否认主要事实、绝大部分未退赔,赃款流向个人债务与日常开支,都与从宽的方向相反,减六个月、罚金维持,是权衡的结果。
对企业和财税从业者,这个案子留下几句直白的提醒。
税务处理决定书、处罚决定书都能在电子税务局或者作出决定的机关核实,编号、落款、印章、送达方式都有规范。对方只给复印件、只让你看一张手机截图、只肯在系统里“点开给你看”的,先别付款。把“内部关系”“领导打过招呼”“先付服务费、办成再结算”挂在嘴上的,值得多想一层:减免真能办,为什么非得经一个中间人的手?合同里写“协助办理”“提供咨询”,是中介的常规表述;收费一旦改成按减免金额的百分比提成,性质就变了,它把中介变成了对结果的担保,而减免的决定权从来不在中介手里。
已经付了钱的,别只想着再签补充协议把话说圆。发现文书可疑,第一时间向税务机关书面查询、保留回执,同时报案。本案乙公司先提起民事诉讼后撤诉,不影响刑事追诉,但中间耽误的时间,恰好给了对方处置房屋、转移钱款的窗口。对财税机构而言,边界同样清楚:可以做清算、核算、资料准备、沟通协调,不能承诺“包税”,更不能在结果出来之前先造一份结果出来。一纸伪造的公文换来七年刑期和二十万元罚金,这笔账怎么算都不划算。
包头钢苑刑事律师团队是包头市优秀专业律师团队,由内蒙古科技大学法学教授张万军博士领衔组成,刑法理论功底深厚、实践经验丰富。团队秉持专业、品牌的发展思路,推行刑事辩护的标准化、规范化和精细化,致力于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地址: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昆都仑区凯旋银河线2A座18楼1807室
包头钢苑律师团队电话:136548498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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