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刑事；危险驾驶罪；醉驾；公共安全；单方交通事故；从重处理量刑情节 评析人：张万军，内蒙古钢苑律师事务所律师、内蒙古科技大学法学教授
基本案情
2024 年 9 月 16 日 21 时许，被告人董某武饮酒后驾驶轿车，沿天津市滨海新区开发区某道路由南向北行驶至某交口处，停车等待信号灯通行时睡着，路人发现后报警。随后，董某武驾驶的轿车向前溜车，车前部与路口的建筑物发生碰撞，造成董某武车辆单方损坏的交通事故。经鉴定，董某武血液酒精含量为 172.9 毫克 / 100 毫升，属醉酒；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董某武负事故全部责任。
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于 2024 年 12 月 10 日作出（2024）津 0116 刑初 2162 号刑事判决：被告人董某武犯危险驾驶罪，判处拘役二个月，缓刑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六千元。宣判后，没有上诉、抗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裁判理由
本案中，被告人董某武醉酒后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血液酒精含量为 172.9 毫克 / 100 毫升，其行为已构成危险驾驶罪，对此并无争议。本案争议问题为：被告人醉驾造成单方交通事故且负事故全部责任，但仅致本人人身或者财产受损的，是否可以不予从重处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之一第一款规定：“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拘役，并处罚金：……（二）醉酒驾驶机动车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办理醉酒危险驾驶刑事案件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第十条第一项规定：“醉驾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尚不构成其他犯罪的，从重处理：（一）造成交通事故且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的；……”。刑法规定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可以构成危险驾驶罪，惩处的是醉驾这一对公共安全造成现实威胁的危险行为，故并不要求发生危害后果才构罪。而《意见》规定醉酒驾驶 “造成交通事故且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 的从重处理，是因为该行为不仅给公共安全造成了危险，而且已经对他人的人身、财产安全产生了实际的损害后果，只有从重处理，才能准确评价其社会危害性，确保罪责刑相适应。如果该交通事故只是单方事故，只造成行为人本人人身或者财产受损，则该后果已由行为人自行承担，并没有对公共安全造成实际损害后果，故从罪责刑相适应和法理情相融合的角度，可以依法对行为人不从重处理。
本案中，被告人董某武醉酒后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其行为已构成危险驾驶罪。虽然董某武造成交通事故且负事故全部责任，但该事故仅致其本人财产损失，并未造成他人受伤或者公私财产损失，可以不对其从重处理。综合考虑董某武醉酒程度、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自愿认罪认罚等情节，法院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裁判要旨
涉醉酒危险驾驶案件办理中，如果行为人醉驾行为造成的交通事故致他人人身或者公私财产受损，且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的，意味着其对公共安全不仅造成现实威胁，而且造成实际损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办理醉酒危险驾驶刑事案件的意见》第十条第一项的规定，应当依法从重处理；如果行为人醉驾行为造成的交通事故只是单方事故，仅致行为人本人人身或者财产受损的，则应认为其对公共安全造成现实威胁但并未造成实际损害，不应根据前述规定从重处理。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之一第一款第二项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办理醉酒危险驾驶刑事案件的意见》（高检发办字〔2023〕187 号）第十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五项 一审：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2024）津 0116 刑初 2162 号刑事判决（2024 年 12 月 10 日）
案例评析（张万军）
危险驾驶罪是典型的抽象危险犯，立法的核心规制对象是醉酒驾车对道路公共安全所形成的现实危险。高检发办字〔2023〕187 号《关于办理醉酒危险驾驶刑事案件的意见》出台之后，醉驾案件的量刑规范化程度显著提升，但第十条第一项 “造成交通事故且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从重处罚” 如何解释，在实务中长期存在形式理解与实质理解两种路径。本案裁判坚持实质解释立场，对该从重情节的适用边界作出限缩，对于统一同类案件裁判尺度、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具有很强的指导价值。
其一，准确区分 “抽象危险” 与 “实害损害”，厘清从重情节的规范目的。危险驾驶罪成立，只要求醉驾行为对道路上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财产具有抽象危险，不以发生事故为前提。司法解释设置 “肇事全责从重” 这一情节，其法理基础在于：醉驾行为已经突破危险范畴，转化为对他人法益的实际侵害，社会危害性明显升级，因而需要量刑上从重评价。从文义上看，“交通事故” 在行政法层面包含单方事故，但刑法量刑情节解释不能完全照搬行政概念。量刑情节的设置应当匹配法益侵害程度，单方事故仅造成驾驶人自身车辆损毁、自身受伤，损害后果由行为人自担，没有波及第三人的人身、财产，没有产生对他人的实害结果，此时仅存在抽象危险，不存在需要额外加重评价的实害后果。裁判将该从重情节的适用范围限定于造成他人损害的交通事故，契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其二，需要把握边界：单方事故不予从重，不等于降低对行为本身的否定评价。应当注意，本案只是排除第十条第一项的从重情节，并不意味着单方醉驾事故的危害性可以忽略。即便仅撞坏自车，醉驾行为依然对道路通行秩序、周边路人、其他车辆存在抽象危险，犯罪本身依然成立。如果单方事故中撞击的是护栏、路灯、交通标识等公共财物，此时已经造成公共财产损失，就不再属于 “仅本人财产受损”，仍然应当适用该从重条款。这一点是实务中极易混淆的分界点，辩护、审查起诉、审判环节均应当重点核查受损对象归属。
其三，结合全案情节综合裁量，为缓刑适用预留合理空间。本案被告人血液酒精含量 172.9mg/100ml，数值较高，在很多地区属于从严把握缓刑的区间。但法院在排除肇事从重情节之后，结合其系等候信号灯时睡着、溜车后碰撞、无逃逸、如实供述、认罪认罚等情节，最终适用缓刑，体现分层评价思路：酒精含量是基础评价要素，肇事情节是加重要素，二者应当分开判断，不能简单以 “发生事故” 这一标签直接叠加从重。
其四，从刑辩实务视角，本案提供了稳定的辩护切入点。在醉驾单方事故案件中，辩护工作可以分层次展开：第一，核查受损客体，区分是自有车辆、本人损伤，还是公共设施、第三人财物、第三人伤亡；第二，对量刑情节进行实质辨析，提出 “单方自损事故不属于《意见》第十条第一项应当从重的情形” 的辩护意见；第三，在排除该从重情节之后，再结合酒精含量、行驶距离、行驶时段、有无逃逸、是否在城市主干道等情节，论证缓刑适用的正当性。同时也要保持审慎，不能将本案规则无限扩张：如果行为人醉驾单方事故之后逃逸，第十条第二项 “肇事后逃逸” 的从重情节依然可以独立适用，不受是否伤及第三人的影响。
总体来看，本案的裁判价值在于纠正 “只要有事故认定书认定全责就一律从重” 的机械裁判倾向。醉驾案件量刑，应当穿透文书表面，回归该从重情节的规范保护目的，以是否侵害他人法益作为核心标尺，做到该严则严、当宽则宽，实现法理、事理、情理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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