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析人：张万军，内蒙古钢苑律师事务所律师、内蒙古科技大学法学教授
基本案情
2022 年 10 月 20 日 19 时许，被告人毛某携带折叠刀、辣椒水等工具，伙同他人前往江苏省靖江市某沿街排档，向被害人张某索要赌债人民币 51000 元。因索要未果，双方发生争执。期间，毛某以拳头击打、持折叠刀威胁、辣椒水喷洒面部、用水壶砸等方式殴打、胁迫张某，造成张某受伤、排档菜品受损，现场其他就餐人员见状纷纷离开。经鉴定，张某双侧颈部条状挫伤，构成轻微伤。毛某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自愿认罪认罚，赔偿排档经济损失，取得张某、排档经营者的谅解。
另查明，被告人毛某曾因犯聚众斗殴罪，于 2015 年 1 月 8 日被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缓刑一年；因犯寻衅滋事罪，于 2015 年 12 月 30 日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二个月，因在缓刑考验期限内再犯罪，撤销前罪缓刑部分，连同原判刑期，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因犯非法侵入住宅罪，于 2020 年 10 月 14 日被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2021 年 3 月 3 日刑满释放。
江苏省靖江市人民法院于 2023 年 5 月 19 日作出（2023）苏 1282 刑初 37 号刑事判决：被告人毛某犯催收非法债务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宣判后，没有上诉、抗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裁判理由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之一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催收高利放贷等产生的非法债务，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一）使用暴力、胁迫方法的；（二）限制他人人身自由或者侵入他人住宅的；（三）恐吓、跟踪、骚扰他人的。” 非法债务作为催收非法债务罪的构成要件，其核心判断标准为 “法律不予保护”。本案中，被告人毛某催收的系赌债，赌博行为本身具有违法性，由此产生的债务不受法律保护，属于非法债务范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为索取法律不予保护的债务非法拘禁他人行为如何定罪问题的解释》（法释〔2000〕19 号）亦确认高利贷、赌债属于 “法律不予保护的债务”，故催收赌债属于 “催收非法债务”。被告人毛某以拳头击打、持折叠刀威胁等方式向张某索要赌债，属于使用暴力、胁迫方法催收非法债务，对此并无争议。本案争议焦点在于：毛某的行为是否达到催收非法债务罪 “情节严重” 的入罪标准。
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之一列明催收非法债务的三种法定行为情形，明确在符合上述情形之一的基础上，还需达到 “情节严重” 才成立催收非法债务罪。目前尚无专门司法解释对本罪 “情节严重” 予以细化。司法实践中不宜简单机械地唯情形论，不能仅以催收行为符合一种或多种法定情形即直接定罪处罚，应当结合催收手段的危险程度、催收人数和次数、发生场所、危害后果以及对社会秩序的影响等要素，综合评判是否属于 “情节严重”，确保罪责刑相适应。具体而言，在使用暴力、胁迫方法催收非法债务的情形下，行为人与他人结伙，持危险器具在人群相对密集的公共场所催收，造成他人人身及财产受损、公共秩序混乱的，应当认定为 “情节严重”。
本案中，被告人毛某伙同他人，携带辣椒水、折叠刀等危险器具，采取暴力、胁迫手段在人流较为密集的公共场所催收赌债，不仅致使张某构成轻微伤，还造成排档菜品、水壶等财物损毁，严重干扰他人正常经营活动，扰乱公共场所秩序，已经达到刑事处罚的程度。据此，毛某的行为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之一规定的 “情节严重”，依法构成催收非法债务罪。综合考量毛某系累犯，同时具有自首、认罪认罚、积极赔偿损失并取得谅解等量刑情节，法院依法作出上述裁判。
裁判要旨
催收非法债务行为符合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之一列明的三类法定情形的，仍需结合催收手段的危险程度、催收人数和次数、发生场所、危害后果以及对社会秩序的影响等因素，综合评判是否达到 “情节严重”。在使用暴力、胁迫方法催收非法债务的情形中，行为人结伙，持危险器具在人群相对密集的公共场所催收，造成他人人身及财产受损、公共秩序混乱的，应当认定为 “情节严重”。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之一 一审：江苏省靖江市人民法院（2023）苏 1282 刑初 37 号刑事判决（2023 年 5 月 19 日）
案例评析（张万军）
催收非法债务罪自《刑法修正案（十一）》增设以来，因缺少配套司法解释细化 “情节严重”，实务分歧突出，或形式化入罪，或过度限缩适用。本案裁判摒弃 “只要满足三类行为样态即入罪” 的机械理解，构建起要素化、实质化的综合评价体系，是本罪非常有价值的参考样本。
首先，裁判厘清本罪前置要件：债务的非法性是适用本罪的前提。赌债、高利贷等债务，因基础法律关系违法，不受民事法律保护，属于本罪规制的非法债务。需要明确边界：催收合法债务，即便手段过激，原则上不能成立本罪，可视情节评价寻衅滋事、故意伤害等罪名；本罪的立法初衷，就是把基于非法债务的索债行为从寻衅滋事罪中剥离，实现类型化分流，区分于无事生非、随意滋事的寻衅滋事。
其次，本案最核心的价值，是区分 “行为类型” 与 “入罪门槛”。法条所列暴力胁迫、限制人身自由、恐吓跟踪骚扰，只是行为方式清单，不等于情节严重。清单是客观行为要件，“情节严重” 是独立的可罚性要件。裁判提炼五项评价要素：手段危险程度、是否结伙、场所属性、实害后果、对公共秩序的溢出影响。结伙、持危险器具、在经营类公共场所实施暴力胁迫，危害后果不再局限于被害人个体，同时冲击不特定公众的安全感、经营秩序，法益侵害放大，刑事处罚必要性显著提升，据此认定情节严重，说理扎实。该规则专门针对暴力胁迫型催收，不能直接平移适用于软暴力催收、侵入住宅类催收。软暴力催收的情节严重，应当结合持续时间、骚扰频次、是否滋扰家属、是否诱发被害人极端后果另行判断。
再次，量刑衡平与罪界把握值得关注。本案被告人属于累犯，从重基础明确；同时具备自首、认罪认罚、赔偿谅解多重从宽情节。法院在多重反向情节之间审慎权衡，最终判处十个月有期徒刑，符合轻罪案件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实务中容易混淆的问题是，本案有持刀威胁、殴打致轻微伤，为何不定寻衅滋事？核心就是 “事出有因”，行为依附于非法债务催收，符合本罪的适用场景；如果暴力升级至轻伤及以上，则会形成想象竞合，择一重罪处理。
站在刑辩实务角度，本罪的辩护重心主要有四个方向：一是债务性质辩护，核实债务是否存在合法基础，排除非法债务认定；二是情节程度辩护，围绕是否持械、场所是否为公共场所、是否结伙、有无公共秩序溢出损害，论证仅属于治安违法，尚未达到刑事层面的 “情节严重”；三是罪名区分辩护，论证行为更符合寻衅滋事或者其他罪名；四是量刑情节的叠加适用，在累犯从重的前提下，充分释放自首、认罪认罚、赔偿谅解的从宽空间。
整体来看，这份裁判的示范意义在于守住本罪的适用边界，防止两个极端：一方面避免软暴力、轻微纠缠行为一律入罪，防止本罪口袋化；另一方面对持械、结伙、在公共场所实施的高危催收行为明确刑事打击标准，维护被害人权利与社会公共秩序，为同类案件提供稳定、可复制的裁判标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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