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审判参考【第751号】孙伟勇盗窃案——伪造证明材料将借用的他人车辆质押，得款后又秘密窃回的行为如何定性裁判要旨归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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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审判参考【第751号】孙伟勇盗窃案——伪造证明材料将借用的他人车辆质押，得款后又秘密窃回的行为如何定性裁判要旨归纳

文章来源：包头律师事务所发布者：包头律师发布时间：2021-12-07 16:46:39 阅读：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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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案情
上海市闸北区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孙伟勇犯盗窃罪，向闸北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上海市闸北区人民法院经公开审理查明：2010年4月26日，被告人孙伟勇与梁建强、刘古银（均另案处理）经预谋，由梁建强向其亲戚弓寿喜借来一辆本田牌小汽车，并伪造了弓寿喜的身份证、机动车辆登记证书后，由刘古银冒充弓寿喜，与孙伟勇一起将该车以人民币（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72000元质押给被害人薛春强，并向薛作出还款赎回的书面承诺。得款后，孙伟勇与梁建强、刘古银共同分掉。同年5月8日，梁建强等人用事先另配的钥匙从薛春强处将车盗走并归还给弓寿喜。同年7月5日，孙伟勇被抓获，后检举了他人重大犯罪事实。
上海市闸北区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孙伟勇秘密窃取他人财物，且数额巨大，其行为构成盗窃罪；孙伟勇系累犯，依法应从重处罚；孙伟勇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系从犯，依法应予从轻处罚，同时，其又有重大立功表现，依法可予减轻处罚；孙伟勇认罪态度较好，且其家属自愿代孙退赃，对孙可酌情从轻处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七条、第六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八条第一款和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人孙伟勇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九个月，并处罚金5000元；追缴非法所得发还被害人。
一审宣判后，被告人孙伟勇以量刑过重为由，向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请求从轻处罚：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经公开审理认为，孙伟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伙同他人以秘密方法窃取他人财物，其行为构成盗窃罪，且数额巨大。孙伟勇曾因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刑罚执行完毕后五年内又故意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是累犯，应当从重处罚。孙伟勇有检举他人犯罪的重大立功表现，到案后认罪态度较好，家属又帮助退赃，依法可对其减轻处罚。原判据此对孙伟勇减轻处罚并无不当。现孙伟勇再次要求从轻处罚，不予准许。原判认定事实正确，量刑适当，诉讼程序合法。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主要问题
1．伪造证明材料，将借来的车辆冒名质押给他人，后又从质押权人处秘密窃回车辆的行为，如何定性？
2．本案犯罪金额应如何计算？
三、裁判要旨归纳
（一）伪造证明材料，将借来的车辆冒名抵押给他人，后又从抵押权人处窃回车辆的行为，应以盗窃罪定罪处罚
在审理过程中，对被告人孙伟勇行为的定性存在以下四种不同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孙伟勇的行为构成诈骗罪。理由是：孙伟勇伙同他人借来小汽车，伪造车主身份证、机动车辆登记证后，将车辆质押得款．再盗回车辆给车主，其主观上存在非法占有质押款的故意，客观上采取了伪造身份等虚构事实的欺诈手段，社会危害性体现在质押权人损失了7万余元，故其行为从整体上考虑应构成诈骗罪。
第二种意见认为，孙伟勇的行为应以诈骗罪和盗窃罪数罪并罚。理由是：孙伟勇伙同他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假冒车主将车辆质押得款，其行为构成诈骗罪；诈骗既遂后又采取秘密方法窃回车辆，其行为又构成盗窃罪；诈骗和盗窃是两种不同性质的行为，且行为之间不具有关联性，应以二罪并罚。
第三种意见认为，孙伟勇的行为构成盗窃罪和诈骗罪，但二罪间系牵连关系，按牵连犯从一重罪处断的原则，应以盗窃罪定罪处罚。理由是：孙伟勇伙同他人以非法占有质押所得款为目的，从借用车辆开始，通过伪造车主身份证、机动车辆登记证，冒充车主实施诈骗，直至窃回车辆，归还车主。整个诈骗过程中，盗窃行为是其中一环，是一种手段行为，盗窃为诈骗服务，二者基于同一目的，指向同一对象，存在牵连关系。
第四种意见认为，孙伟勇的行为构成盗窃罪一罪。理由是：孙伟勇虽然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的故意，但其伪造证件冒名质押，并从薛春强处取得质押款72000元时，并未给薛春强造成损失，双方之间是一种民事行为。此时，孙伟勇的行为尚不构成诈骗罪。孙伟勇最终是通过盗窃行为实现非法占有的故意，薛春强合法占有的质押物脱离占有，导致财产损失。孙的盗车行为是一个单独的盗窃行为，应以盗窃罪一罪定罪量刑。
我们赞同第四种意见，具体理由如下：
第一，被告人孙伟勇与薛春强之间的质押行为属于单纯民事行为。
第二，被告人孙伟勇伪造证件、将车辆冒名质押给薛春强的行为，不构成诈骗罪。
第三，薛春强的损失是由被告人孙伟勇等人的盗窃行为所致。
第四，被告人孙伟勇伪造证件冒名质押与盗窃质押物之间不具有牵连关系。
（二）本案盗窃数额应该以72000元计算
本案定盗窃罪一罪后，对于盗窃数额的认定有两种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被告人孙伟勇盗窃的犯罪对象是小汽车，盗窃罪的数额应当以小汽车的实际价值来计算；另一种意见认为，盗窃数额应当以本案被害人的实际损失――72000元质押款来认定。我们同意后一种观点，理由是：
1．盗窃罪是结果犯，应当以给公私财产所有权造成的直接损害为数额标准。
2．不能对行为人可能实施的行为将发生的结果评价为犯罪后果。
综上，原审法院以盗窃罪判处孙伟勇有期徒刑二年九个月，并处罚金五千元的判决是适当的。

来源：刑事审判参考总第84集指导案例第751号

文：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陈娇莹潘庸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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