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伟等组织出卖人体器官案

【案件基本信息】

    1．裁判书字号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4) -中刑终字第2489号刑事裁定书

    2．案由：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

【基本案情】

    2009年底至2010年初，被告人郑伟在了解到北京市各大医院有大量肾病患者急需实施肾脏移植手术的信息后，经与北京304医院泌尿外科主任叶林某接洽，以能够帮助该医院提供进行肾脏移植手术的患者以及尸体肾源为由，取得对方同意，确定由304医院作为其所提供他人已摘除肾脏的移植手术实施地点。同年3月，被告人郑伟通过他人结识被告人周鹏，并向周鹏提出通过有偿收购肾脏的方式招募肾脏供体，非法实施人体肾脏摘除手术，由其组织人员将上述肾脏转售给肾病患者，进而谋取经济利益的方案。被告人周鹏对郑伟的上述提议予以应允，随后根据郑伟的要求在徐州寻找实施人体肾脏手术的医疗机构和手术医师。同年4月至8月，被告人周鹏承租了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火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在此非法实施人体肾脏摘除手术数十例，由被告人郑伟将摘除后的肾脏送往北京304医院，经郑伟组织人员向29名患者收取肾源费用后，联系安排该29名患者在304医院实施了肾脏移植手术。在此期间，被告人郑伟、周鹏招募被告人赵健作为肾脏摘除手术的主刀医师，被告人赵健邀约被告人杨国忠参与实施肾脏摘除手术，被告人杨国忠召集单位同事赵某（江苏籍，另案处理）作为麻醉师，协助完成手术；被告人郑伟招募被告人支有光负责供体的术后护理工作。

    2010年9月至12月，被告人郑伟承租北京市海淀区颐和山庄玉华园145 - 11号，将此处作为非法实施人体肾脏摘除手术的地点，实施人体肾脏拆除手术22例，由被告人郑伟将摘除后的肾脏送往北京304医院，经郑伟组织人员向29名患者收取肾源费用后，联系安排该29名患者在304医院实施了肾脏移植手术。被告人周鹏、赵健、杨国忠以及另案处理人员赵某（江苏籍）在此期间继续参与手术实施相关工作，被告人支有光不仅参与供体术后护理工作，亦与被告人樊海雁协助赵健、杨国忠、赵某（江苏籍）实施肾脏摘除手术；被告人郑伟招募被告人王芳红、王亚兰，在此从事供体手术前后的护理工作。

    被告人郑伟通过下列人员具体从事招募、管理供体以及联系介绍肾病患者的工作：被告人李晓铭自2010年5月、被告人赵辉（黑龙江籍）及周倩自2010年7月开始主要负责介绍肾病患者向被告人郑伟购买肾脏；被告人翟德超、刘保自2010年7月开始主要负责寻找肾脏供体，并在北京市海淀区西北旺镇六里屯村553号租住房屋，用以安置、管理肾脏供体，被告人翟德超还参与介绍肾病患者李剑超向被告人郑伟购买肾脏；被告人王英自2010年9月开始，积极协助被告人郑伟，从事接送手术医生与肾脏供体、与受体商谈价格、向供体支付卖肾款、向翟德超、李晓铭、赵辉、王芳红、王亚兰等人支付报酬等工作；被告人苏振华自2010年11月开始，在本市海淀区树村后营23号租住房屋，对供体进行管理。后被告人郑伟等15人先后被抓获。

    经核实，被告人郑伟等人共非法买卖人体肾脏51个，涉案金额达人民币1034万余元。案发后，公安机关冻结涉案账户资金人民币160余万元，扣押现金人民币21149.5元，扣押大众TIGUAN牌汽车1辆以及大量涉案物品。

【案件焦点】

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如何认定，责任如何承担。

【法院裁判要旨】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郑伟、周鹏、李晓铭、翟德超、赵辉、周倩、王英、赵健、杨国忠、支有光、刘保、苏振华、樊海雁、王芳红、王亚兰为谋取经济利益，组织他人出卖人体器官，情节严重，其行为均已构成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应予惩处。关于多名辩护人所提对本案被告人的行为定罪处罚缺乏法律依据，即使定罪，也应定非法经营罪的辩护意见，法院认为，对上述意见，应分为两个层次予以回应：首先是郑伟等15名被告人的行为是否应当定罪处罚？按照理论通说，人体器官在我国属于禁止交易的物品，2007年5月1日起在我国施行的《人体器官移植条例》明确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买卖人体器官，不得从事与买卖人体器官有关的活动，这一规定将理论通说上升至国家法律层面。将人体器官作为商品买卖，不仅有违伦理道德，而且严重破坏了我国对于人体器官

移植行为的管理秩序，给器官提供者与接受者的身体健康乃至生命安全带来巨大风险；同时，从事人体器官买卖活动的人员在高额利润的驱使下，还可能滋生其他违法犯罪活动。因此，基于上述法律规定以及郑伟等人组织出卖人体器官活动的现实危害性．对其行为确有定罪处罚的必要。其次是对郑伟等15名被告人行为的定性问题，即适用何种罪名予以处罚？被告人郑伟等人非法买卖人体器官的行为确实发生在“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这一罪名出台之前，但法庭注意到，对非法买卖人体器官的行为之前已有定罪处罚的先例，是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那么在本案中，被告人郑伟等人行为的基本模式就是通过压低供体出卖人体器官的价格，抬高受体购买人体器官的价格，，从而赚取高额利润，郑伟雇用、招募人员的所有活动都是围绕人体器官买卖这一核心环节进行；由此可以看出，被告人郑伟等人的行为与之前因从事人体器官买卖活动依照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的人员的行为在实质上并无差异。对于同种行为，由于刑法的修订，．就产生了适用何种罪名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在这一问题上采用的是“从旧兼从轻”的立场，即在刑法修订前后，对同种行为均认为是犯罪的，则适用处罚较轻的法律规定。就被告人郑伟等人的具体犯罪行为所应适用的法定刑幅度而言，在非法经营罪和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中，法定最高刑均为可判处十五年有期徒刑，并处没收财产；但在法定最低刑方面，非法经营罪是判处五年有期徒刑，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罚金，而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则是判处五年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根据相关司法解释，对成年被告人判处的罚金最低数额为人民币一千元，而本案各被告人的违法所得均远超一千元，那么在依照组织出卖人体罪定罪处罚时，判处的罚金数额会低于依照非法经营罪判处的数额。两相比较，在本案中，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的规定属于处罚较轻的法律规定。因此，对郑伟等15名被告人的行为应依照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定罪处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郑伟犯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罚金人民币二百万元，剥夺政治权利三年。

    二、被告人周鹏犯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判处有期徒刑九年，罚金人民币五十万元，剥夺政治权利二年。

    三、被告人赵健犯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六个月，罚金人民币十五万元，剥夺政治权利一年。

    四、被告人李晓铭犯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六个月，罚金人民币十五万元，剥夺政治权利一年。

    五、被告人翟德超犯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六个月，罚金人民币十五万元，剥夺政治权利一年。

    六、被告人赵辉犯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六个月，罚金人民币十万元。

    七、被告人杨国忠犯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六个月，罚金人民币十万元。

    八、被告人支有光犯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罚金人民币六万元。

    九、被告人周倩犯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罚金人民币六万元。

    十、被告人王英犯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罚金人民币五万元。

    十一、被告人樊海雁犯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罚金人民币二万元。

    十二、被告人刘保犯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罚金人民币二万元。

十三、撤销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 2010)海刑初字第3755号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人苏振华犯赌博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罚金人民币五千元之缓刑部分；被告人苏振华犯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罚金人民币一万元，与前罪判处的刑罚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三年八个月，罚金人民币一万五千元。

    十四、被告人王芳红犯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罚金人民币一万元。

    十五、被告人王亚兰犯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罚金人民币一万元。

    十六、在案冻结的人民币一百六十五万八千一百九十一元三角二分及孳息、在案扣押的人民币二万一千一百四十九元五角以及其他相关物品，均依法处置。

    一审法院宣判后，郑伟等提出上诉。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审人民法院判决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应予维持。故裁定驳回郑伟等人的上诉，维持原判。

【包头律师后语】

    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是《刑法修正案（八）》增设的罪名，在此之前，根据非法交易牟利的行为性质，司法实践中将出卖人体器官的行为纳入非法经营罪的范畴。但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在入罪后引发了一系列的新问题，在司法实践中，对此类案件的审理主要反映出如下突出法律适用问题：

    1．组织的认定问题

    对“组织”一词的理解，直接关系到该罪的具体认定。从审判实践来看，此类案件涉及的环节比较多，在郑伟等15人组织出卖人体器官案中，该案从在网络上发布消息、联络供体、在供养地看管供体、带领供体体检、寻找及联系，受体以及医务人员在供养地摘取肾脏，已经形成“一条龙”的买卖链条。在15名被告人中，有些行为人只涉及其中一个环节，有些人则涉及多个环节，对仅负责供体看护的行为人是否应当以组织人体器官买卖罪论处，就存在比较大的争议。我们认为，对“组织”应做广义理解，是指行为人实施领导、策划、控制他人进行其所指定的行为活动，就该案来说，在案证据证明涉案15名被告人是以郑伟为组织核心而形成的一个分工负责、且相互配合、使得各个犯罪环节能紧密衔接的犯罪团伙，在该团伙中，每名被告人都知晓其所从事活动的非法性，且所获报酬也均来自于团伙转售他人器官的违法所得，所有成员既有共同犯意，亦有共同分赃之行为，符合共同犯罪的构成，均应以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定罪。当然，各行为人参与此团伙的时间、实际参加的程度、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所起的作用各不相同，应根据具体的犯罪手段、后果及涉案金额等情节，区分主从犯依法判处适当的刑罚。

    2．对参与人体器官买卖活动的医务人员法律责任追究问题

    在此类案件中，从对供体的检查到器官的配型以及活体器官摘除到器官移植手术，所有的人体器官买卖中的重要环节没有医生的参与就没有办法进行，因此，严惩参与人体器官买卖的医疗机构或医生是减少人体器官买卖的关键环节。对于医务人员主观上明知为非法摘取行为，为了谋取不正当利益，而实施手术行为的，应与组织行为人构成共犯。在郑伟案中，赵健、杨国忠行医多年，且作为各自所在医院的业务骨干，对于如何合法合规开展医疗行为，二被告人有着清醒的认识，这是不可回避的常识性问题，而对于实施肾脏摘除、移植手术的禁止性规定亦是心知肚明。虽有被告人郑伟提供的一纸聘书作为掩护，但根据私自接诊、在无资质医疗机构实施手术，手术过程不进行记录种种有违常规的迹象，赵健、杨国忠显然具备足够的鉴别能力，认识到相关肾脏摘除手术的非法性。因此，对此两名医务人员同样应以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定罪处刑。

    3．出卖人体器官者是否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