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张建军、刘祥伟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案［第1136号］
裁判要旨：从刑法规定来看，尚没有对挂牌竞买人相互串通，情节严重，追究刑事责任的规定，也无相关司法解释。因此，在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过程中，通过贿赂指使参与竞买的其他人放弃竞买、串通报价，最终使请托人竞买成功的，不属于串通投标罪的行为，只能按照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追究相关人员的刑事责任。
2.谭世豪职务侵占案［第1137号］
裁判要旨：对单位职工将本单位财物占为已有的行为如何定性，要视单位性质、行为人的身份、犯罪手段、涉案财物属性等因素综合判定。单位员工利用本单位业务合作方的收费系统漏洞，制造代收业务费用结算金额减少的假象，截留本单位受托收取的业务合作方现金费用的行为，属于利用职务便利侵占本单位管理控制的财物的行为，符合职务侵占罪的构成要件。
3.赵玉生、张书安职务侵占案［第1138号］
裁判要旨：村民委员会等村基层组织协助人民政府从事土地征收、征用补偿费用的管理等行政管理工作，具体主要是指协助政府开展核准、测算以及向土地征用受损方发放补偿费用等管理活动。在协助政府从事此类行政管理工作过程中利用职务便利侵吞财物的方式主要有：在协助清点、丈量、测算、确认、统计土地、登记地上附着物时虚构补偿项目或多报土地面积、地上附着物数及青苗补偿亩数；在协助统计、登记、向上报送以及核实、发放补偿款时将政府拨付的补偿款不入村集体账目；征地时设立名目，用补偿款给村干部发奖金，并以此名义套取补偿款；等等。如果村民小组组长在协助政府从事上述公务活动过程中，利用职务便利，弄虚作假、虚报冒领套取超额土地补偿款，则应构成贪污罪。相比之下，如果村民委员会等村基层组织人员协助人民政府从事的土地征收、征用补偿费用管理等行政管理工作已经结束，土地补偿费已经拨付给村集体，那么，村民小组组长在管理村集体事务过程中侵吞集体财产的，因其行为不属于协助政府从事特定公务，故不构成贪污罪，而应构成职务侵占罪。
4.周爱武等二人贪污案［第1139号］
裁判要旨：如果旧法未规定附加刑，而新法增设了附加刑，比较法定刑轻重的标准为：首要的标准在于主刑的轻重，而不在于刑种的多少。在两个主刑存在轻重之分的情况下，有无附加刑不影响法定刑轻重的判断。主刑重的，属于处刑较重的；主刑轻的，属于处刑较轻的。当然，如果两个条文对应的主刑相同，而一个有附加刑，另一个没有附加刑，则有附加刑的重于没有附加刑的。此外，从法定刑的性质来看，在同时规定有主刑和附加刑的情况下，二者是一个有机整体。适用某一法律条文，必须做到完整适用，而不能割裂开来。如果主刑用新法，附加刑用旧法，新法旧法同时适用，则违背了从旧兼从轻原则，造成法律适用上的混乱。
5.郑祖文贪污、受贿、滥用职权案［第1140号］
裁判要旨：通过采用威胁手段获取的证据是一种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从规范司法的长远角度，应当予以排除，并且刑事诉讼法对此也有明确的禁止性规定。对被告人在侦查阶段的“重复供述”，应当区别对待，综合考虑违法取证手段的严重性、取证主体的改变情况、特定的讯问要求等因素综合考虑是否排除。
6.吴毅、朱蓓娅贪污案［第1141号］
裁判要旨：通过疲劳审讯获得的有罪供述属于非法证据，应当予以排除。非法证据的排除，不仅会对定罪事实造成影响，而且也会对量刑事实造成影响。
7.王雪龙挪用公款案［第1142号］
裁判要旨：认定“小金库”性质的公司，应当从其设置的知情面、设置的目的、公司的管理、经费的使用及受益方等方面进行综合考量。行为人将赃款用于公务性支出的，不影响对其贪污行为的认定，用于公务支出的部分不能从贪污数额中扣除。根据犯罪既遂理论，犯罪既遂即代表着行为人的行为已经齐备了某种犯罪的全部构成要件，对其应以既遂状态下的行为及其结果定罪处罚。此后行为人对赃款、赃物的处分以及退赃、退赔等情形，不影响对其行为的定性，也不影响对犯罪数额的认定。这些事后行为只能在量刑时酌情考虑。
8.罗菲受贿案［第1143号］
裁判要旨：对于特定关系人成立受贿罪共犯的认定，虽然根据2003年《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纪要》）的有关规定，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收受请托人财物构成受贿罪共犯的前提条件是其向国家工作人员代为转达请托事项，但司法实践中不能将此规定作为认定特定关系人成立受贿罪共犯的排他性标准。因为这一规定主要针对的是当时司法实践中较为突出的一类情形，为了统一认识，才予以例示性写入《纪要》，属于注意规定而非创设新的共犯认定标准。而关于非国家工作人员成立受贿罪共犯的条件，《纪要》同时也有总则性规定，即“根据刑法关于共同犯罪的规定，非国家工作人员与国家工作人员勾结伙同受贿的，应当以受贿罪的共犯追究刑事责任。非国家工作人员是否构成受贿罪共犯，取决于双方有无共同受贿的故意和行为”。据此，虽不具有代为转达请托事项行为，但特定关系人与国家工作人员具有受贿通谋和行为的，仍构成受贿罪共犯。
9.孙昆明受贿案［第1144号］
裁判要旨：对行为人为了逃避侦查，常常将行贿、受贿行为伪装成合法的债权债务关系的情形，应当结合具体案情，对涉案行为进行实质审查，符合权钱交易本质的，应当认定为受贿。所谓“权”指的就是国家工作人员的“职权”。这种职权既包括本人职务上主管、负责、承办某项公共事务的职权，也包括利用职务上有隶属、制约关系的其他国家工作人员的职权，还包括担任单位领导职务的国家工作人员通过不属自己主管的下级部门的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而获得的“间接职权”。因而，当国家工作人员收受的财物与其职权密切相关时，即可认定是“非法收受”。
10.朱渭平受贿案［第1145号］
裁判要旨：国家工作人员和特定关系人在事先未通谋的情况下，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在知道特定关系人索取、收受请托人财物后虽有退还的意思表示，但发现特定关系人未退还予以默认的，应当认定国家工作人员具有受贿故意，构成受贿罪。国家工作人员收受请托人所送房产，后请托人又将该房产用于抵押贷款的，应当认定构成受贿的既遂
11.李明辉受贿案［第1146号］
裁判要旨：刑法修正案（九）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施行后，二审法院在对受贿案被告人进行量刑时，应当整体适用刑法修正案（九）和《解释》进行量刑。二审法院在减轻被告人主刑的同时，提高财产刑并不违背上诉不加刑的原则。
12.吴六徕受贿案［第1147号］
裁判要旨：以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式向行贿人施加压力进而索要财物，并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行贿人谋取利益的行为，属于索贿。
13.丁利康受贿案［第1148号］
裁判要旨：认定行为人是否系国家工作人员，并非以其所在单位的性质或者人事编制性质作为唯一标准，而应考虑行为人是否具有“从事公务”这一本质特征。换言之，无论行为人是否在国有单位工作，无论其工作是被任命还是受委派或委托的，也无论其是否系编制内员工或者具有其他身份，当且仅当行为人系依法从事公务时，方能被认定为国家工作人员。国有事业单位办公室的信息管理员，在考量其是否系从事公务的人员时，应当从其工作职责是否符合国家代表性和管理性这两个公务的特性上出发。
14.毋保良受贿案［第1149号］
裁判要旨：赃款、赃物用于公务支出，不影响受贿罪的认定；为请托人谋取利益前多次收受请托人财务，数额较大的，一并计入受贿数额；索取、收受具有上下级关系的下属或者具有行政管理关系的被管理人员的财物价值较大，可能影响职权行使的，视为承诺谋取利益。
15.耿三有受贿案［1150号］
裁判要旨：刑法修正案亦应适用从旧兼从轻原则；对于某一司法解释的适用应先看该解释出台前是否对同一问题有其他解释，如果没有其他解释，该解释是唯一司法解释，则适用该解释。如果在同一问题上先后出台两个解释且内容出现矛盾时，应选择有利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司法解释作为定罪量刑之依据。兼有从重情节和从轻情节量刑时不能采取简单的抵销处理，而应根据不同情节的作用（包括正面和负面）大小和影响程度分别考量，然后再进行综合评价。
16.沈海平受贿案［第1150号］
裁判要旨：在辩方提供的证据存有很大疑点，未达到“证据占优势”的情况下，不宜采纳辩方证据。这里的“证据占优势”与民事诉讼中的“优势证据”在对证据证明标准的要求上基本相同。即如果相关证据显示某一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明显大于其不存在的可能性，使法官有理由相信它很可能存在，尽管还不能完全排除存在相反的可能性，也应当允许法官根据相关证据认定这一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