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案基本事实及裁判观点
某建筑企业承接太原轨道交通相关工程项目后，将模板、架体施工劳务分包给自然人杨某。务工人员秦某于 2024 年 2 月 17 日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次日在吊模安装作业时从高处坠落受伤，诊断为双跟骨骨折。人社部门随后作出《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秦某所受伤害属于工伤；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评定秦某伤残九级，确认停工留薪期 8 个月。
秦某提起劳动仲裁，主张各项工伤保险待遇。仲裁机构裁决某企业支付各类工伤赔偿合计 317090 元。该企业不服仲裁裁决，向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主张秦某系杨某自行雇佣，双方不存在真实劳动关系，签订劳动合同仅为满足农民工工资专户发放要求的形式文件，实际雇主杨某应当承担全部赔偿责任，同时提出秦某受伤存在自残嫌疑，不应认定工伤。
一审法院审理后判决某企业向秦某支付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停工留薪期工资、住院伙食补助费、劳动能力鉴定费共计 316590 元，驳回企业全部诉讼请求。某企业继续提起上诉，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案例来源：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26）京 02 民终 9247 号民事判决书）
完整裁判要旨：
具备合法经营资格的承包人将承包业务分包给不具备合法经营资格的自然人，自然人招用的劳动者发生工伤，承包人依法应当承担用工主体责任，不以双方存在真实劳动关系为前提。建筑行业出于农民工工资专户管理签订的形式劳动合同，不影响法院依据违法分包事实认定用工主体责任。
用人单位主张劳动者属于自残、不应认定工伤的，应当提交充分相反证据推翻生效工伤认定结论；仅有主观怀疑、无实质证据佐证的，人民法院不予采信。
工伤职工评定九级伤残、解除劳动关系的，应当按照地方工伤保险实施办法标准核算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停工留薪期工资、住院伙食补助费、劳动能力鉴定费依法由承担用工主体责任单位予以赔付。

二、法理辨析：用工主体责任≠劳动关系，违法分包的法律兜底义务不能免除
张万军（内蒙古钢苑律师事务所律师、内蒙古科技大学法学教授）评论：本案最核心的法律争议，就是厘清 “劳动关系” 与 “用工主体责任” 两组极易混淆的法律概念，也是工程建设领域工伤纠纷高频争议焦点。很多建筑企业存在普遍误区，认为只要工人由包工头招募、日常管理、发放工钱，企业和工人之间没有管理从属关系，就无需承担任何工伤赔偿责任。
从法理层面分析，传统劳动关系建立，需要劳动者接受用人单位规章制度管理、劳动报酬由用人单位直接发放、劳动者提供劳动构成单位业务组成部分，具备人身依附性、经济从属性特征。本案一审、二审法院均注意到行业现实：大量轨道交通、房建项目中，为落实农民工工资专户制度，施工企业会与务工人员签订简易劳动合同，但合同仅用于满足监管要求，工人实际由包工头安排工作。此种情形下，法院并未机械依靠书面劳动合同直接认定劳动关系，而是穿透合同表象审查工程分包事实。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第一条明确规定，具备资质的承包人将工程分包给无用工资格自然人，该自然人招用劳动者发生工伤，劳动者有权要求承包人承担用工主体责任。该责任属于法律直接创设的法定兜底责任，独立于劳动关系，立法初衷在于防范建筑市场层层分包、包工头赔付能力不足，导致受伤劳动者维权无门。法律不允许企业通过违法分包，把安全生产风险、工伤赔偿风险转嫁给没有赔付能力的自然人。
不少企业提出，赔偿责任应当由包工头杨某承担，企业仅承担代付义务。该观点混淆了外部责任与内部追偿关系。对受伤劳动者而言，法律优先保障弱势群体权益，劳动者有权直接要求具备资质、具备赔付能力的分包企业先行承担全部工伤保险待遇。企业承担赔偿责任之后，可以依据其与包工头签订的劳务承揽合同、结算协议，另行向杨某追偿，但不能以此对抗工伤劳动者的索赔请求。换言之，对外不能拒赔工人，对内再另行追责包工头，两个法律关系不能混同。
同时结合本案工资标准、赔偿数额可以看出，即便双方属于形式劳动合同，劳动者日工资 330 元可以作为工伤待遇核算基准。法院严格参照《工伤保险条例》以及《山西省实施〈工伤保险条例〉办法》标准计算九级工伤各项补助金，区分住院伙食补助、交通食宿费适用条件，对于没有票据佐证的异地就医交通食宿费不予支持，充分体现裁判尺度兼顾劳动者权益保护与举证规则，赔偿计算逻辑清晰。
现实中大量施工企业寄希望于依靠劳务承揽合同、分包协议规避工伤风险。这份生效判决清晰释放司法导向：合同约定不能突破法律强制性规定，违法分包协议中 “工人受伤一切责任由包工头自负” 这类条款，仅约束签约双方，不能对抗受伤劳动者。建筑企业选择将工程分包给自然人包工头，本身属于违法分包行为，应当预判并承担对应的法律风险。

三、举证规则探析：工伤认定争议中，用人单位举证义务不容虚化
张万军（内蒙古钢苑律师事务所律师、内蒙古科技大学法学教授）评论：本案第二个典型焦点，是企业主张劳动者涉嫌自残、应当排除工伤认定，法院最终未采纳该抗辩理由，清晰划定工伤争议中的举证责任边界，对同类案件具有极强指引价值。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六条，自残、自杀不得认定为工伤。但司法实践中，用人单位以 “自残” 抗辩工伤认定，举证门槛很高。工伤保险制度遵循无过错责任原则：只要劳动者在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因工作原因受伤，原则上认定工伤；即便劳动者存在操作失误、违规施工，只要不存在主观蓄意伤害自身的情形，依然享受工伤待遇。过失受伤和故意自残在主观要件上存在本质区别。
工伤认定行政程序中，人社部门已经依法作出生效《认定工伤决定书》。民事诉讼中，若用人单位想要推翻工伤认定结论，不能仅凭主观推测，必须提交扎实、客观的相反证据。本案上诉理由仅仅依据 “入职次日受伤、自行从高处跌落” 进行推断，没有事故现场录像、证人证言、侦查记录等证据佐证秦某存在主动自残的主观意图，单纯依靠情节异常进行推定，无法达到民事诉讼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
《工伤认定办法》明确规定，职工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这条规则贯穿工伤行政认定、民事审理全过程。不少企业存在认知误区，认为只要对受伤原因提出合理怀疑，举证责任就转移至劳动者。实际上怀疑不等于证据，不能将举证义务转嫁到受伤工人身上。工人受伤之后，往往急需资金治疗，要求劳动者自证 “不是自残”，明显违背公平原则与劳动保护立法精神。
延伸来看，建工企业想要完善风险防控，应当从源头落实举措。第一，严禁将劳务工程分包给无资质自然人，优先选择具备劳务资质的正规单位合作；第二，落实施工现场安全监管、留存完整事故影像、作业台账；第三，积极购买建筑工程工伤保险、安全生产责任险，分散工伤赔付风险；第四，规范用工管理，区分真实劳动关系与监管所需形式合同，厘清用工管理权责。
综合本案两级法院裁判思路，劳动司法持续强化对建筑业农民工权益保障。对于务工人员而言，遭遇工地受伤之后，不必纠结到底谁是直接雇主，只要项目由具备资质企业承接，存在违法分包情形，受伤后及时申请工伤认定，保留病历、工作证明、事故经过证据，依法向具备资质的承包单位主张工伤保险待遇。对于建筑施工企业，需要摒弃 “一包了之、风险转移” 的侥幸心理，违法分包形成的用工主体责任属于法定责任，无法依靠内部协议免除，唯有规范分包、完善安全保障，才能从源头减少工伤纠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