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事审判

D2023102500088

刘丹（黄冈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监督第二庭）

康江（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

对于银行卡纠纷中逾期利息、复利、违约金、手续费的计算标准，目前实践中存在三种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不能参照民间借贷的规定，应按照约定执行，并以年利率24%为限；第二种意见认为应按照约定执行，并以停卡前不超过年利率24%、停卡后以合同约定的年利率18.25%为限；第三种意见认为信用卡停卡（销户、冻结）前不应超过年利率24%，在核销、销户或冻结后，当事人信用卡关系已终止，应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利息。请问在具体审判实践中应如何把握？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银行卡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发卡行请求持卡人按照信用卡合同的约定给付透支利息、复利、违约金等，或者给付分期付款手续费、利息、违约金等，持卡人以发卡行主张的总额过高为由请求予以适当减少的，人民法院应当综合考虑国家有关金融监管规定、未还款的数额及期限、当事人过错程度、发卡行的实际损失等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信原则予以衡量，并作出裁决。该司法解释对信用卡逾期的息费、违约金收取作出了原则性规定，主要应从以下三个方面予以把握：

一是限制高利借贷。信用卡透支交易本质上是金融机构向持卡人出借款项，故息费、违约金上限不应参照民间借贷利率上限确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加强金融审判工作的若干意见》第二条规定，金融借款合同的借款人以贷款人同时主张的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和其他费用过高，显著背离实际损失为由，请求对总计超过年利率24%的部分予以调减的，应予支持。在现有制度框架体系内，在确定信用卡息费、违约金的上限时，参照适用上述规定。

二是调整应考虑的因素。需考虑国家金融监管规定，这是调整信用卡息费、违约金的政策因素；需考虑未还款的数额及期限，这是考量持卡人违约程度的因素；还需考虑发卡行的实际损失、当事人过错程度，这是考量约定违约金是否过高的因素，应避免过度加重持卡人的违约成本。

三是应遵循公平和诚信原则。信用卡透支消费带有风险性，非理性消费者可能超出自身偿还能力透支。高额息费、违约金虽然可以补偿发卡行因信用卡透支产生的高风险，但也可能不当加重持卡人的债务负担，有违公平。对过高的息费、违约金条款予以调整，有利于引导发卡行依据公平原则拟定息费、违约金条款，依据诚信原则履行提示和说明义务，保护持卡人合法权益，促进银行金融产品高质量发展。因此，建议参照法律、司法解释和金融管理规定，结合当事人合同约定等因素，确定持卡人应当偿还的逾期利息、复利、违约金等。至于在信用卡借款逾期后，发卡银行采取停卡等措施，应当不影响停卡前逾期借款的偿还。

知识产权

E2023062800011

范晨（黄冈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三庭）

严开元（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三庭）

侵害外观设计专利权纠纷中，对于被告销售被诉侵权产品价值较小、数量不多的情况，能否突破《专利法》相关规定，判决被告承担3万元以下的赔偿额？

《专利法》第七十一条专门就赔偿数额的计算方法作出了规定，主要有三种方式：一是按照权利人因被侵权所受到的实际损失或侵权人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确定；或者参照该专利许可使用费的倍数合理确定；二是法定赔偿；三是惩罚性赔偿方式。

从立法演变情况看，法定赔偿的最低数额已经从原来的1万元调整到3万元，人民法院适用《专利法》第七十一条第二款法定赔偿条款突破最低限额3万元没有法律依据。

但我们也注意到，实践中相当比例的专利，特别是外观设计和实用新型专利，市场价值较低，加之有的侵权人销售数量或生产规模较小，地处偏远或经济欠发达地区，赔偿3万元数额仍然偏高，当事人责任过重，可能造成赔偿额度与现实社会的某种相悖，不甚合理。

《专利法》虽然已经取消了确定赔偿数额计算方法的适用顺序，但应该明确法定赔偿只是难以准确计算出侵权损害赔偿数额时的一种不得已的替代方法。对于作为侵权源头的生产商，应当加大侵权损害赔偿力度，鼓励专利权人直接针对被诉侵权产品制造环节溯源维权；对于被诉侵权产品的零售商和使用者，应当实事求是依法确定其法律责任。在具体诉讼实践中，法官还是应通过各种方法尽量查明权利人损失、侵权人获利等情况，积极准确适用举证责任分配、举证妨碍、法律事实推定、依职权调查等制度，确定实际赔偿数额。在权利人并无其他证据证明侵权获利或侵权损失的情况下，如果查明属于现有证据能够证明侵权获利或损失极小的情形，人民法院在确定经济损失和合理费用时，必须考量两者之间的利益平衡，法官依据《专利法》第七十一条第一款判决3万元以下的赔偿额度，但不能直接适用《专利法》第七十一条第二款法定赔偿条款。

商事审判

C2023101000240

刘君（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审判管理办公室）

李治国（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监督第二庭）

1.机动车车上人员责任保险（司机）及机动车车上人员责任保险（乘客）是否均适用机动车车上人员责任保险条款；2.被保险机动车司机无责时，是否有权获得保险赔偿；3.保险公司赔付后是否享有代位求偿权即向第三者追偿。

针对该问题逐一回答如下：

第一，车上司机责任险并非一个独立的险种，而是属于车上人员责任险的一部分。即车主除了可以为司机座位的人员投保之外，还可以为乘客投保，两者没有保险责任上的实质区别。故机动车车上人员责任保险（司机）及机动车车上人员责任保险（乘客）均适用机动车车上人员责任保险条款。

第二，车上人员责任险是以投保车辆的车主或其允许的合法驾驶员依法应当对车上人员承担赔偿责任为前提的一种商业车险。车上人员责任险的保费和赔偿限额可以由保险人与被保险人根据车辆类型、使用性质、座位数等因素来自由协商确定。合法有效的保险合同对双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本问题中，虽然机动车车上人员责任保险的保险责任部分第三十二条规定：“保险人依据被保险机动车一方在事故中所负的事故责任比例，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被保险人或被保险机动车一方根据有关法律法规选择自行协商或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处理事故，但未确定事故责任比例的，按照下列规定确定事故责任比例：被保险机动车一方负主要事故责任的，事故责任比例为70%；被保险机动车一方负同等事故责任的，事故责任比例为50%；被保险机动车一方负次要事故责任的，事故责任比例为30%。涉及司法或仲裁程序的，以法院或仲裁机构最终生效的法律文书为准。”但该条款属于格式条款，该条款中并没有明确约定“无责不赔、有责才赔”，如保险公司要据此条款主张免责，则应有充分证据证明其向被保险人尽到相应提示和说明义务。故本案中“被保险机动车司机无责是否应获得赔偿”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对于案涉条款如何理解，而在于有无证据证明保险公司的免责理由是否正当。即对于该格式条款中包含“无责不赔、有责才赔”的明确意思表示，已尽到足够的释明义务，让被保险人在投保时充分了解该险种的赔偿规则，否则就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第三，《保险法》第六十条规定“因第三者对保险标的的损害而造成保险事故的，保险人自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之日起，在赔偿金额范围内代位行使被保险人对第三者请求赔偿的权利。”保险代位追偿权或代位求偿权是指财产保险中，保险人赔偿被保险人的损失后，有权在其赔付保险金的限度内向第三人追偿。本问题中，被保险机动车司机在交通事故中死亡，属于人身意外伤害，保险人即保险公司如果被法院判定需给付司机家属保险金，嗣后也不产生代位追偿权。

行政审判

H2023070400015

曾建彬（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庭）

胡锦明（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庭）

2020年1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将矿业权等国有自然资源使用权出让协议界定为行政协议，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但现行有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将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界定为民事合同，认定该类纠纷属于民事诉讼受案范围。请问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是否属于行政协议，应否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关于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属于民事合同还是行政协议，司法实践中存在较大争议。在2015年行政协议被纳入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以前，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等规定，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纠纷主要是由民事审判部门作为民事合同处理，纳入民事诉讼受案范围。但是，从行政协议的构成要素来看，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符合行政协议的“四要素”特征，即协议签订主体一方是行使公权力的行政主体、协议签订的目的是为了实现行政管理或者公共服务目标、协议内容具有行政法上的权利义务内容、协议双方协商一致，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三）项规定的“矿业权等国有自然资源使用权出让协议”中的一种，系典型的行政协议，应当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在前述规定均有效的情况下，为充分保障当事人诉权，应当尊重当事人的选择权，即：针对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如果当事人选择提起民事诉讼，人民法院可以受理，并由民事审判部门作为合同纠纷案件审理；如果当事人选择提起行政诉讼，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并由行政审判部门作为行政协议案件审理。

强制执行

K2023111312932

孙文清（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局）

陈荣（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执行二庭）

司法拍卖中，拍卖公告已告知竞买人“针对应由被执行人承担的过户税费部分，买受人应先行垫付后再向执行法院申请退款。如拍卖所得款项不足以清偿全部债权的，将不再受理退款申请，买受人应另行向被执行人追偿。”现买受人依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被执行人财产有关税收问题的复函》及《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五条关于“人民法院应当协助税务机关依法优先从该收入中征收税款”的规定，主张法院对案款分配的规则设置不能违反法律法规的明文规定，其垫付款应从拍卖款中优先受偿，该主张是否应予支持？

最高人民法院对该种情形目前尚未出台明确的强制性规定和要求，各地法院司法实践中做法不一，部分法院在拍卖公告中明确优先扣除，也有法院公告中明确此费用不具有优先性，该问题在实践中有诸多争议。对此问题的判断和处理，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分析：

首先，《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被执行人财产有关税收问题的复函》仅是国家税务局对最高人民法院的回复，最高人民法院在司法解释或者相关司法文件中并未做出明确要求，因此该复函并不具有强制性效力，不能直接作为法院执行的依据。

其次，在司法拍卖中，被执行人欠缴过户交易税款的债权与申请执行人的债权相比较，并不一定享有优先受偿权。《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四十五条规定“税收优先于无担保债权...欠缴的税款发生在财产设定抵押、质押或者被留置之前的，税收应当先于抵押权、质权、留置权执行”。根据上述规定，只有申请执行人的债权为普通债权或者在优先权设立前欠缴的税款，税收债权才具有优先受偿权。

再次，若执行法院允许被执行人应缴纳税款优先受偿，可能损害申请执行人和其他被执行人的利益。一方面，法院从拍卖款中对被执行人应缴纳的税款优先受偿，在拍卖款不能完全覆盖申请执行人债权的情况下，无疑会减少申请执行人可提取的受偿金额，导致申请执行人利益受损。另一方面，在存在多个被执行人时，法院优先支付被执行人应缴纳税款会增加未受偿债权金额，导致其他被执行人应承担的债权数额增加，合法利益受损。

最后，就提问中所涉案件而言，拍卖公告中明确“如本次拍卖所得款项扣除相关费用，不足以清偿本案全部债权的，本案中不再受理买受人的退款申请，买受人应另行向被执行人追偿，追偿不能的风险自行承担”，对于税费承担及处理方式表述的清楚明了，不存在误解或者混淆等情形，竞买人参与竞买视为对拍卖公告公示内容的认可，其在认可拍卖公告设定的条件并竞拍成功后，又主张其关于垫付款从拍卖款中优先受偿，既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对因该设定条件而未参与竞拍的潜在竞买人而言也不公平。

综上所述，该案竞买人在拍卖公告已明确告知的情况下，在竞买成功后又主张垫付款应从拍卖款中优先受偿，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应予以支持。

民事审判

C2023071200075

骆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

夏丽华（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四庭）

在竞业限制协议中未约定经济补偿，协议是否有效？如果认定协议有效，双方既未约定经济补偿，在解除劳动关系后三个月以上亦未支付经济补偿金，劳动者虽未提出要求经济补偿或解除竞业限制约定，但直接实施了竞业行为，是否可视为以实际行动解除了竞业限制约定？

针对该问题逐一回答如下：

第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第三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在劳动合同或者保密协议中约定了竞业限制，但未约定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后给予劳动者经济补偿，劳动者履行了竞业限制义务，要求用人单位按照劳动者在劳动合同解除或者终止前十二个月平均工资的30%按月支付经济补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故未约定经济补偿的竞业限制条款具有法律效力，一旦劳动者履行了竞业限制义务，仍然可以要求用人单位按劳动合同解除或者终止前十二个月平均工资的30%按月支付经济补偿。《民法典》第五百一十条规定合同生效后，当事人就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地点等内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可以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相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因此，如果竞业限制协议中对经济补偿未进行约定，当事人可以通过协商达成补充协议，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法院也可以依法认定经济补偿，不应直接认定竞业限制条例无效。

第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第三十八条规定：“当事人在劳动合同或者保密协议中约定了竞业限制和经济补偿，劳动合同解除或者终止后，因用人单位的原因导致三个月未支付经济补偿，劳动者请求解除竞业限制约定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竞业限制义务，是关于劳动者在劳动合同解除或终止后应履行的义务。用人单位未履行竞业限制期间经济补偿支付义务并不意味着劳动者可以“有约不守”，但劳动者的竞业限制义务与用人单位的经济补偿义务是对等给付关系，用人单位未按约定支付经济补偿已构成违反其在竞业限制约定中承诺的主要义务。用人单位在竞业限制协议履行期间长时间未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造成劳动者遵守竞业限制约定却得不到相应补偿的后果。根据公平原则，劳动合同解除或终止后，因用人单位原因未支付经济补偿达三个月，劳动者此后实施了竞业限制行为，应视为劳动者以其行为提出解除竞业限制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