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友新

 （西南政法大学  重庆市  400031）

摘要：中国古代儒家德治思想与监狱行刑制度有着密切的联系，古代监狱在强调重刑治狱、严刑峻罚的同时，又主张“以德治狱”，以恤刑悯囚为策略，鼓励宽仁治狱，其思想基础是儒家的“德治”思想。本文旨在通过分析儒家德治思想对中国古代监狱制度的影响，探索其中的合理成分,为当前的监狱改革提供历史借鉴。

关键词：儒家 德治思想 监狱制度

一、中国古代“以德治狱”思想的形成

德主刑辅是我国封建社会正统的法律思想。先秦儒家以孔子为代表，重视“人治”、提倡“德治”、维护“礼治”，其思想体系以“仁”为核心。汉代大儒董仲舒在“三人三策”、《春秋繁露》等著作中吸收了法家绝对君权说和阴阳家的五行等学说，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系统阐述了“德主刑辅、礼法并用”的法律思想，得到汉武帝的肯定和推崇，至此，儒家的发展已经具备了承载统治思想的职能，依托于中央集权政治权力的需求,旋即跃上至尊地位[1]，成为此后中央集权国家一以贯之的正统思想。礼法开始结合，从而开启了法律儒家化的进程。至唐代，儒家礼制原则和伦理规范与法律规范融为一体，唐律可说是“一准于礼以为出入的”[2]，形成了完整的德主刑辅、礼法结合的法律思想体系。

德主刑辅的法律思想表现在刑罚思想上则是德刑并举，把德礼教化作为政治统治的根本手段，刑罚是政治教化的辅助手段，两者缺一不可。认为“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犹昏晓阳秋相须而成。”[3]儒家德治法律思想作为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重点强调刑罚的教化作用。“儒家认为无论人性善恶，都可以道德教化的力量，收潜移默化之功，这种以教化变化人心的方式，是心理上的改造，使人心良善，知耻而无奸邪之心，自是最彻底、最根本、最积极的办法，断非法律裁判所能办到。”[4]这种思想表现在狱政思想上则是以德治狱、恤狱悯囚、宽缓治狱，对我国古代监狱制度和行刑实践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二、“德治思想”对我国古代监狱制度的影响

（一）矜老怜幼，对弱势罪犯实行颂系

为了防止罪犯逃亡，囚犯一般都戴狱具、著囚衣。自汉朝始，在监狱管理上实行颂系制度，所谓“颂系”就是矜恤老幼残疾人犯，不戴桎梏的制度，[5] 不戴桎梏，即不加刑具，也就是后世所谓的散收。汉代有关颂系的立法始于景帝。孝景三年，下诏曰“高年老长，人所尊敬也；鳏寡不属逮者，人所哀怜也。其著令：年八十以上、八岁以下，及孕者未乳、师、侏儒当鞠系者，颂系之。”[6]南梁在监狱管理上，规定“耐罪囚八十以上、十岁以下，及孕者、育者、侏儒当械系者，及郡国太守相、都尉、关中侯以上，亭侯已上之父母妻子及所生，坐非死罪、除名之罪，二千石以上非槛征者，并颂系之。”[7]“北齐河清三年，奏上《齐律》。自犯流罪已下合赎者，及妇人犯刑已下，侏儒、笃疫、癃残非犯死罪，皆颂系之。”[8]《唐六典》规定“杖、笞与公坐徒，及年八十、八岁、废疾、怀孕、侏儒之类，皆颂系以待弊。”《大明律》也规定：“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疾病散收。”[9]各代对老弱病残孕等弱势罪犯实行颂系制度，是德治、恤刑思想在狱制上的反映，对老弱病残孕等社会危害性小的罪犯实行颂系，不施戒具，实行散禁，不会危及监管秩序，从而借此表示宽宥，以示感化。既体现了“圣王仁及囹圄”，宽缓治狱，又维护了监狱秩序的稳定。

（二）满足囚犯基本生存需要，建立相对合理的生活卫生管理制度，禁止瘐死狱囚

1、保障罪犯的基本衣食和卫生需要，禁囚的衣食因家贫不能供给者，由官府负担。早在西晋时期，就形成了一套比较详细地生活卫生管理办法。晋《狱官令》规定：“狱屋皆当完固，厚其草蓐，切无令漏湿。家人饷馈，狱卒为温暖传致。去家远，无饷馈者，悉给廪，狱卒作食。寒者与衣，疾者给医药”。[10]该令对监狱的建筑设施、犯人的衣食以及病囚的医药都作了明确的规定，标志着我国古代罪犯生活卫生管理的制度化、规范化、法律化。唐朝狱囚的粮饷一般由狱囚家属自理，这样既可减轻国家的负担，也可防止无告的穷人以囚粮为生计的企图。唐《狱官令》规定：“囚去家悬远绝饷者，官给衣粮，家人至日，依数征纳。”[11]即对远途而暂无家属供应的，采取官府垫付的办法，待告知家属并到达后，由家属归还。对于病囚，唐《狱官令》规定：“囚有疾病，主司陈牒，请给医药治疗。”五代时期，后唐明宗长兴二年曾敕令：“诸道州府各置病囚院，仍委随处长吏，专切经心，或有病囚，当时差人诊侯，疗理后据所犯罪轻重决断。”[12]这应是我国监狱史上第一次在监狱设置病囚医院的规定。此后，后晋、后周各朝也有类似的规定。五代以后，囚粮皆有定额。北周显德二年敕令：“应诸道见禁罪人，无家人供备吃食者，每人破官米二升”。[13]宋代高宗诏定：“禁囚无供饭者，临安日支钱二十文，外路十五文。”[14]元代监狱“在禁囚徒无家属供给，或有亲属而贫不能自给者，日给仓米二升，二升之中，给粟一升，以食有疾者。”[15]说明了这时已有了囚粮标准。元代也对囚犯病医做了规定，并开始设置专职医官。如元成宗大德七年（公元1303年）“始专置官部医一人，掌调视病囚。”[16]明代关于罪囚的食粮、罪囚防病和病囚的处理规定的更加详尽。《大明令・刑令》规定，“枷带须洗涤，席荐常须铺置，冬设暖匣，夏备凉浆，无家属者食米一升，冬给絮衣一件，夜给灯油，病给药医。”明宪宗成化十二年，“又设惠民药房，疗治囚人。”[17]明朝还规定：对患有瘟疫传染病的囚犯要“移房调理”，准予脱去戒具，允许家人入视，并设炕灶便利调养。徒罪病囚还准许保外就医。[18]至清朝，禁囚口粮一律由官府供给，正式确立了“罪犯吃皇粮”的制度。规定无论禁囚是否家贫，其食粮一律由官府供给。在数量上“日给仓米一升，寒给絮衣一件。”[19]《刑部处分则例》明文规定：禁囚“凡应禁之一切铺监收费永行革除”，也就是禁囚的生活用品均由监狱配给，不再收费。

2、严格治吏，禁止掠笞瘐死狱囚。为体现“仁政”、“恤囚”精神，历代统治者都对违反狱制凌辱、虐待囚犯，克扣囚衣、囚粮的狱官狱吏予以严惩。瘐死即狱囚因冻饿或笞掠过度而死亡。[20]西汉就有“痛掠笞瘐死系囚”的规定。即禁止在监狱中对犯人笞掠过当或虐待，犯人因饥寒死在狱中，监狱官吏和狱卒如有违反规定应追究责任。汉宣帝曾下诏：“令郡国岁以上系囚，以掠笞若瘐死者，所坐名县爵里丞相御史课殿最以闻”[21]唐律规定狱吏对应给衣、食、医药而不给者，以及因减窃囚食致囚死亡者要追究刑事责任，重则处以死刑。“诸囚应请给衣食医药而不请给，……以故致死徒一年，即减窃囚食笞五十，以故致死者绞”。[22]《大明律》设定“凌虐罪囚”、“狱囚衣粮”等专条，规定不照衣粮、医药、入视制度办事的“司狱官、典狱卒笞五十”，因而致囚死亡的，根据该囚所犯的罪折为杖刑、徒刑，“提牢官知而不举者与同罪。”狱卒官吏克减衣粮的“以监守自盗论”，因而致死的，处绞刑。清律也规定监狱官吏“克减衣粮者计赃以监守自盗论。”

（三）维护儒家伦理道德，屈法以伸伦理，用“孝悌”观念提倡教化

孝是儒家遵循的道德规范之一，提倡孝，是遵循礼义规范的开端，对国家来说，“教民事亲，莫善于孝，教民礼顺，莫善于悌。”[23]对个人来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因此，统治者为提倡孝道而屈法，并贯彻于监狱实践。

1、存留养亲或留养承祀。是指情况属实，情节较重，因父母、祖父母年老患病，无人奉养，且本人又是单丁（独子）者可免于处死的情况。留养承祀适用于非“十恶”案件。在唐律中曾规定：“诸犯死罪非十恶，而祖父母，父母老疾应侍，家无期亲成丁者，上请”。明清律中始有“犯罪存留养亲”的律文。按《大清律例》：“凡犯死罪，非常赦所不原者，而祖父母（高、曾同）、父母老（七十以上）、疾（笃、废）应侍（或老或疾），家无以次成丁（十六以上）者，（即与独子无异，有司推问明白）开具所犯罪名（并应侍缘由），奏闻，取自上裁。若犯徒流（而祖父母、父母老疾，无人侍养）者，止杖一百，余罪收赎，存留养亲（军犯准此）。”[24]体现了重法与顾情的统一。

2、离监奔丧。据《后汉书・钟离意传》载，东汉堂邑县人防广为父亲复仇杀人入狱，在狱中得知其母病死，防广哭泣不食，县令钟离意得知后深表同情，乃绝断让防广回家殡敛其母。防广处理了母亲后事，按期返回狱中，后来钟离意将此事奏明光武帝，防广竟得减死罪。

3、听妻入狱。就是指对死罪系囚娶妻无子，允许其妻入狱，妊娠有子，再予行刑。汉代时，“鲍昱为阳长，县人赵坚杀人系狱，其母诣昱，自言年七十余，唯有一子，适新娶，今系狱当死，长无种类，涕泣求哀。昱怜其言，令将妻廨止宿，遂妊身有子。”[25]这种制度后被各代狱制所沿袭。明清时期，听妻入狱写入刑律，成为常行制度。这种特殊的承嗣做法，可能是中国古代社会仅有的法律现象。

（四）保护弱者，犯罪妇女在监禁上予以优待

古代监狱制度考虑到妇女的生理特点，针对其特殊情况，在监禁上给予优待。除上文提及的对怀孕妇女实行颂系外，还体现在：1、对妇女劳役有别于男子。唐律规定，对妇女犯罪在监禁期间服劳役，只参加一些轻微的“缝作”或“厨”的劳作。2、孕妇缓刑，对女犯产后百日执行。北魏时法律规定：“妇人当刑而孕，产后百日乃决”。大清律也对孕妇犯死罪的行刑时间，规定在“产后百日乃行刑。”

（五）实行“放归”、“纵囚归家约期还”和“听还本土”

1、根据情势需要，本着有利生产的原则，对罪囚暂时释放。汉时，“虞延除细阳令，每年岁时腊辄遣囚各归家，囚并感其恩，应期而还。”[26]《旧唐书・唐临传》载，高祖武德年间，唐临出任万泉县丞，县有轻囚数十人，会当春暮时雨，唐临召集囚犯令归家耕种，并约定到期回归系所，“囚等皆感恩贷，至时毕集诣狱”。这一制度，有某种暂时释放的性质，类似近代西方狱制中的“归假制”行刑，可能是我国历史上最早关于开放式处遇的记录。

2、对久系未决或年老多病的系囚，实行“听还本土”。在古代监狱管理中，有时处以听还本土，以表示恤刑悯囚，也是防止监狱枉滞的措施之一。南朝宋时，后废帝（刘昱）壬寅诏曰：“自元年以前，贻罪徒放者，悉听还本土。”又甲寅诏曰：“囹圄尚繁，枉滞犹积。尚书令可与执法以下，就讯众狱，……须下州郡，咸令勿壅。”也就是当即审清狱案，使州郡监狱免致枉滞和壅塞。[27]

(六)重视疏狱，录囚、行赦的制度化

录囚是皇帝或上级官吏定期或不定期地直接审理在押囚犯，平反冤假错案，监督司法审判活动，并疏通监狱的制度。录囚受儒家“仁政”、“恤刑”观念影响形成，旨在平反冤狱，疏通监狱，减少非法瘐死狱囚的发生。录囚制度肇始于西汉。

1、皇帝录囚。自东汉起，皇帝亲自录囚，使录囚制度成为司法和狱政方面的一项重要制度，东汉明帝时，楚王英之狱，造成大量冤案，捕系人众，寒朗极力谏诤，马后也乘间言劝，明帝有所省悟，遂到洛阳诏狱录囚徒。[28]东汉安帝时，和熹邓太后驾临洛阳寺，省庶狱，举冤囚。有名杜洽的囚犯，因拷掠过残，被迫自诬杀人。见邓太后仍畏吏不敢自白。太后觉察后，讯问清楚，将洛阳令下狱抵罪，河南尹受左迁处分。是后，帝后亲临录囚，理冤者屡见不鲜。

2、官吏录囚。官吏录囚始于西汉。“京兆尹隽不疑，每行县录囚徒，不疑多有所平反。”官吏录囚从西汉时渐成为一种制度，此后各代对官吏录囚的记载很多。南朝时，陈朝为录囚理冤，还成立了专门的录冤局。

3、会审形式录囚。明清两代形成了多种多样的会审制度，录囚与会审制度相结合，形成了一套较完备的会审录囚制度。明代朝审制度将会审录囚的不定期改为定期进行。明清会审录囚是我国古代录囚制度发展的完备阶段。

我国古代实行录囚制度的同时，又把录囚、疏狱和行赦制度结合起来，作为疏通监狱、对罪犯实行宽赦的一项重要制度。即体现了统治者的“仁政思想”，以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押犯紧张的局面。

1、常行赦，宥轻罪。赦宥罪犯古已有之，大赦在西汉形成制度，凡逢登基、册后、灾异等吉凶之事，皇帝都会发布赦或大赦令。唐以后，录囚已成为实行特赦的固定制度。贞观二十一年后，唐太宗每视朝录囚二万人，对罪囚广泛实行宽宥，“降死至流，流降入徒，徒降入杖，杖者并放。”

2、发展保释制度。保外制度主要针对病囚和女囚，在特殊情况下，允许保外就医或保外侯审。保外侯审始于东汉，汉质帝下诏：“其令都官系囚，罪非殊死考讯未竞者，一切任出，以待立秋。”唐宋以后，还有了保外就医的规定，对狱内重或笞杖囚犯生病，允许出狱治疗。

3、奖励狱空。为鼓励官吏宽仁治狱，宋辽时实行对狱空奖励的办法。辽圣宗开泰五年（1016年）三月曾下诏规定，，凡狱空进阶赐物。宋朝奏闻狱空者，也予以厚赏。[29]

三、我国古代以德治狱思想对当前监狱改革的启示

(一)关于颂系制度。古代颂系的对象主要是老弱病残孕，体现了统治者的“仁政”、“悯囚”思想，也考虑到了这些罪囚的人身危险性较小，不会危及监狱的秩序。当前我国实行的分押分管和分级处遇制度，已经将未成年犯和女犯进行分押，并根据其生理特点，给予了区别于普通男犯的特殊优待。但对老病残犯，可以考虑将他们的绝大多数划入宽管级，也就是主要考虑一下他们的社会危害性程度和再犯可能性，未必严格按照监狱法的规定根据罪犯的犯罪类型、刑罚种类、刑期等情况决定其处遇方式。可以想象，一个重刑老残犯的危险性未必比一个轻刑、年轻、抗改的罪犯的危险性更大。在监狱实践中，部分监狱对老病残犯的处遇级别相对较高。

（二）关于保障狱囚基本生活。从清代始，正式实行罪犯囚粮由官府供给的制度，宋代始就已规定了囚粮标准。我国监狱法也确立了监狱干警和罪犯“吃皇粮”及罪犯囚粮按食物量标准执行的制度，但在实践中，许多省份对监狱的财政拨款不到位，部分监狱经济十分困难，个别监狱存在克扣囚粮的现象，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力争财政拨款的及时到位，保证干警经费和罪犯生活经费，确保监狱的正常运转。

（三）关于留养承祀和听妻入狱。留养承祀的做法固不可取，因为它违反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听妻入狱目前在我国生产力水平相对落后，特别是广大农村生活水平较低，社会保障机制不健全的情况下倒有一定的合理性。对于已婚将要执行死刑的罪犯，如夫妻确有意愿，是否可以实施听妻入狱的做法，是否这样更能体现出人道主义精神，笔者在此提出来，供大家商榷。

（四）关于放归。我国现行监狱法及监狱实践中没有这种做法，由于我国目前特别是广大农村，一个男犯往往是家中的主要劳动力，每遇农忙季节，罪犯家中缺乏劳动力料理农活，罪犯在狱中思亲挂家情绪严重，是否可以考虑在农忙时节对部分余刑少的农民罪犯实行“放归”，而不仅仅是目前实施的当罪犯家中有变故时或节假日的“离监探亲”。再者，实行“放归”，推行开放式处遇，也是当前行刑社会化改革的必然趋势。

（五）关于疏狱、录囚和行赦。当前我国“录囚”制度主要体现在司法机关依法受理罪犯的申诉上，在法律实践中贯彻的也比较好。问题的关键是在目前我国监狱硬件设施较差、犯罪率上升、罪犯绝对数量大、多数监狱超押的形势下，是否考虑加大减刑、假释的力度，实行特赦，以解决监狱押犯拥挤的局面，特别是对轻刑犯、过失犯、余刑小于三年的重刑犯实行假释和赦免。而实际情况是，假释在我国监狱实践中运用的比例过小并被人为地控制使用，而赦免，作为一种刑罚制度从1975年最后一次对战犯实行特赦以来就再未实行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