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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网律师点评:面对家庭暴力,要勇敢地说“不”(包头日报)
文章来源:互联网  发布者:包头律师咨询网  发布时间:2011-12-15 22:12:47   阅读:1307
□见习记者 张婷婷
  ●家庭暴力,是指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的,以殴打、捆绑、禁闭、残害或者其他手段对家庭成员从身体、精神、性等方面进行伤害和摧残的行为
  ●家庭暴力与年龄、职业、受教育程度、收入无关
  ●传统观念和法律的操作性欠缺导致反家庭暴力有难度
    
  从1999年开始,第54届联合国大会正式通过并将每年的11月25日定为“国际反家庭暴力日”。可见家庭暴力问题已成为全球性问题。为了深入了解我市的家庭暴力问题,记者近日走访基层派出所、居委会、法院等单位,并采访了市妇联法律顾问李瑞芳及内蒙古科技大学人文社科学院副教授郝振明,就我市家庭暴力现象、原因及解决办法等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乱象———小数字背后藏有大问题
  根据市妇联12388家庭暴力投诉热线统计数字显示,2010年1~10月,市妇联共接到25例涉及家庭暴力电话投诉,均为婚姻类家庭暴力事件。在这25个案例中,9位投诉者具有高中以上学历,其中7位曾受到过大专以上高等教育;从年龄上看,投诉者从25岁到56岁不等,其中90%以上集中在32岁到38岁之间;从职业上看,25人中有19人无(固定)工作,包括打工者、临时工或无业人员。
  有7年妇女权益保护工作经历的李瑞芳告诉记者,从数字上分析,近几年,我市的家暴投诉案件数量呈逐年递减趋势,但这并不能说明家庭暴力现象在减少。李瑞芳说,在日常工作中,除了接待电话投诉外,她还要经常接待上门咨询者,这些大多为受害女性,他们不愿透露姓名、更不愿进行登记,而这些人中不乏高级知识分子、领导干部、女企业家等等。李瑞芳坦言:家庭暴力的施暴者与受害者在年龄、职业、收入层次、受教育程度上并无明显特征,哪个职业的都有,很多我们想象不到的人,比如有一些女强人也困于家庭暴力中。
  以往人们总认为家庭暴力受害者只有女性,如今家暴的受害者不仅有妇女、儿童,个别男性也正在经受家庭暴力的折磨,成为被打骂的对象。刘某,35岁,是我市事业单位的一名干部。这个平日无不良嗜好、工资全部上缴的“好男人”在外虽风风光光,但回家后却频频遭遇妻子的辱骂,长达15年之久。“我现在见了她头发都竖起来了。”刘某因无法继续忍受这样的生活,于今年12月的一天找到律师倾倒苦水。
  鉴于我市家庭暴力现状,郝振明认为,家庭暴力并不只存在于中国,是全球性问题,是全社会都面临的问题。他说:“我们看到的家庭暴力投诉案例只是‘冰山一角’,更多的还隐藏在冰山之下。”
  原因———传统观念作祟 具体法规欠缺
  为了探寻家暴现象屡禁不止的原因,记者先后走访了居委会、派出所、基层法院等单位,在采访中记者得到一个共同的答案:家庭暴力事件发现难、判定难、处理起来更难。
  李瑞芳形象地把家暴称之为“被窝里的暴力”,可见其具有隐蔽性。居委会工作人员表示,绝大多数被害者开始时因害怕“丢面子”一味忍气吞声,被打后对方一道歉、一求情,便不了了之,于是这一现象周而复始得不到遏制。往往不是问题升级到一定程度,被害者都不选择对外声张。因此,居委会大多是通过街坊邻居的口耳相传了解辖区的家暴情况。在被问到:辖区内有没有家暴情况时,东河区黄土渠社区居委会主任李春霞无奈地说:“有是肯定有,但受害人自己不说,我们哪好去问。”
  其实无奈的不仅有居委会,还有派出所。昆区前进道派出所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民警告诉记者他曾经历的一件尴尬事。当时一对夫妻在途经派出所时发生口角,男方出手打人,正好被民警看到,于是上前制止,就在民警准备把男方带到派出所询问情况时,女方不干了,揪着民警的衣服喊道:“放开我丈夫。”
  李瑞芳将这一情况归咎于观念问题。她说:受害者普遍认为家丑不可外扬,但凡不打算离婚的,都不声张。而受害者的一味忍让恰恰助长了施暴者的暴力行为。因此,大多数家庭暴力都是在离婚案审理过程中才被发现,而这时受害者在身体或精神上所受伤害程度已经很严重了。再者,公权部门在思想认识上也缺乏重视,多数旁观者认为这是家务事,不予插手,一位基层法院常年办理离婚案的法官还告诉记者:中国人以和为美,一般会劝和。可见连司法人员也还存在“宁拆十座庙,不破一门婚”的旧婚姻观念,所以使家庭暴力得不到有效的遏制。
  除了观念问题,我国目前的法律、法规对家庭暴力的界定不是很具体,而且可操作性不强。据了解,我国现有的《妇女权益保障法》虽是保护妇女的专门法律,但涉及家庭暴力事件只是概括地规定了“禁止用迷信、暴力手段残害妇女”;《婚姻法》增加了禁止家庭暴力条款,也只是限于原则性的规定;《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常由于家庭暴力属家庭内部事务,以“清官难断家务事”而不了了之。
  那么有人会问:“打一次、骂一次算家暴吗?几次算?到什么程度才算?”郝振明表示,现行的《婚姻法》并没有界定家庭暴力的概念,对实施家庭暴力应承担的责任没有详细具体的规定,也没规定赔偿标准,这使得法律介入反家暴缺乏可操作性。而且从理论上说,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受害妻子要求施暴的丈夫给予经济赔偿也是可行的,但没有离婚的夫妻对家庭财产是共同拥有的,因此,即使法院判决丈夫向妻子进行赔偿,在某种程度上是在用自己的财产给自己赔偿,其实际意义也不大。
  另外,取证难给裁定工作带来阻力。拒权威数字统计,90%的家庭暴力不能被认定,主要原因就是取证难。家庭暴力多发生在夫妻之间,没有第三人证明,即使当事人报警,但由于施暴者否认或报警时间延后,民事案件受害人得不到补偿,而刑事案件被视为证据不足退回补充侦查。家庭施暴者难以定罪的原因还有受害人证词反复也导致取证难。
  出路———给无力者力量 帮悲观者前行
  谈到如何遏制家庭暴力,李瑞芳告诉记者,当事人和公权部门首先要转变思想观念。当受害者第一次遭受家庭暴力时,就一定要勇敢地喊“不”。相关的公权部门要扭转观念,充分发挥调解作用,把家庭暴力解决在基层,防止其进一步扩大化。提到这里,她还告诉记者,即将在2011年1月1日起开始实施的新的《人民调解法》中规定: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和企业事业单位应当为人民调解委员会开展工作提供办公条件和必要的工作经费。这一新规将为基层的社会调解工作的开展提供更多便利。
  其次,树立法律意识至关重要。郝振明说家庭暴力不是简单的家庭问题,一旦上升到一定程度,便成为人身伤害、人格侮辱,这已经涉及法律层面的问题。在一个法律意识很强的国家,尊重法律被视为第一位的。就像前些年引发国人热议的电影《刮痧》中所演,所有人的文化背景、心理情绪、甚至是“面子”首先都要遵从国家的法律,即使是关系再亲密的人之间也不例外。
  除了意识要强化外,在具体实施过程中,被害者要了解诉讼程序。李瑞芳告诉记者,每年她所接手的案子有500多例,其中60%涉及婚姻案件。但是好多女性反映,出现问题后不知道该找哪个部门、该先做什么。就此,李瑞芳提醒家庭暴力的受害者,一旦遭遇家庭暴力,首先要到医院进行身体检查,然后拿着医院开具的诊断书到当地派出所报案,同时要拿着诊断书做伤害鉴定,这之后再到相关部门投诉。这是一个相对完整的环节。
  针对我国目前的法律体制,郝振明认为大多强调事后解决功能,而事前的防范却鲜有体现。所以在出台相关法律条文之前,应当请专业人员参与其中,通过打破旧的立法传统来改变法律条文相对笼统的这一缺陷。
  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地方性的法律、法规要对国家的法律条文做进一步细化的规定,要更具操作性。谈到这里,他举例说道:如《妇女权益保障法》,国家没有配套的实施细则,各省、市应当制定和出台这样一个具体规定和办法。因此,他建议,我市应当出台一部关于家庭暴力的细则,便于操作和实施。这样不仅可以保证有法可依并且实施起来有章可循了。
  除了法律制定要有细则外,对“家庭暴力”的界定还应该与时俱进,例如“冷暴力”、是否属于家庭暴力、“性暴力”需要怎样鉴定等等,这些近些年才出现的状况也要被纳入法律条文中。
  除此之外,我们还要强调,对家庭暴力遏制不是凭借一人一己之力就能顺利完成的,需要全社会的关注、需要各公职部门建立大的循环工作机制、需要新闻媒体的宣传教育等等共同来应对这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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